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当代先锋艺术在革命肖像和政治符号这两处历史的矿藏中反复勘探着能源，集体记忆、话语极权、人性桎梏……这些都成了艺术家们所力图表现的矿脉，并且直到今天还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耐性和兴致。当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在国际市场大获成功时，没有人会怀疑红色资源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间蕴含着的巨大潜力，铁心的《纪念碑》就是这样竖起在零八年的艺术视野之中。
这是一个我们通常在图片与记忆中所熟识的角度，而艺术家的贡献往往就是在常态的装饰中发动观者钻探视觉的马达。画家所选取的角度没有破坏普通民众的经验常识，而是通过色彩的运用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正像塞尚把苹果画成蓝的，铁心把他的纪念碑涂成了红色，而我更愿意称那种红为“刚出生的红色”，并且对这幅我亲眼见到的油画做一个印象性的描述：
它矗立在那，犹如一截新淬了火的烙铁。整座建筑在画布上流动，每一块砖石好像都融化成了液体，颜料也似乎并没有凝固，而像是还在从它的内部向外淌出，座底著名的浮雕被红色模糊着……中国没有了，北京没有了，天安门广场没有了，它所有的附加意义都在自行消解着，最后只剩下隐隐浮现在碑上的八个大字还在提醒着我们纪念碑自身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简单地把画家选用红色的用意理解为“试图唤起观者对鲜血与苦难的记忆”，或者说是“表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无数烈士用鲜血砌成的”这一象征意义，继而下去，同样也可以在记忆与遗忘、生存与死亡、信仰与自由等现代性问题的层面上展开深入思考。
多年以前，诗人江河在“朦胧诗群”中写下了《纪念碑》这首奠定其诗坛地位的诗作，江河在开头写到，“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诗中所出现的纪念碑是那个时代里精神仪式的物质象征，是沉重、是牺牲、是无畏、是希望……时至今日，如同人们渐渐遗忘杨炼的《大雁塔》，而津津乐道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一样，纪念碑也早已不再作为“生活的支点”遗存于民众的心中。
加缪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中国人如今似乎就已经习惯了和平年代下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舒适与满足，所以此时的纪念碑或许应该转变为“历史的支点”，如那“刚出生的红色”，警醒着民众不要迅速腐朽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钱冠宇，80后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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