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香港）与“游艺堂”联合呈献「百川汇海——游艺堂珍藏书画展」

中国嘉德（香港）将于2021春季拍卖会期间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与「游艺堂」合作举办「百川汇海——游艺堂珍藏书画展」。「游艺堂」主人唐楚男、蔡克昭二位律师，以法律名流，倾心中国书画数十载，见识品味博长，以近现代书画为核心，纵观百年风云，彰显独到风采：对岭南画派的持续关注，构建出面貌丰富完整的地域性收藏，可谓推动了该板块市场整体攀升；与《大成》杂志创办人沈苇窗先生的情谊，令一批张大千富于温情的难得之作及其家族亲友所藏精品归于「游艺堂」，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体系，堪称全书中最亮丽的区块；对时代人物，政坛、艺文、梨园等多领域先驱翘楚的珍视，与刘海粟先生的交往，使得整批收藏更富有个性与格调。

展览汇集逾百帧精品佳构，荟萃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巨擘重要作品，以「钟灵毓秀」、「岭南风云」、「名士笔墨」三个单元，梳理出「游艺堂」倾三十年心力寰宇搜求、庋藏多年的中国书画艺术：

一九六〇年秋冬，大千先生在巴西八德园先后写大画四帧，每帧约七尺高、五尺宽，略呈方形，迥异于常见之四尺或六尺中堂。画题分别为《秋江钓艇》、《夷陵三游洞》、《黄山倒挂松》及《峨眉三顶》。其中，《夷陵三游洞》、《峨眉三顶》及《黄山倒挂松》乃其为三位爱子特别定制，皆出自「大风堂装裱」，配桐木内匣，并附纸盒，规格与样式如一。大千先生自署签条，并亲题内外匣。从署签可知，三画写竟翌年被携至东瀛付精工装池，直至一九六六年，分付三子心一、六子心澄、七子心夷。

《夷陵三游洞》乃大千先生赠与三子心一之作。为大千盛年力作，气势恢宏磅礴，一九六一年三月于日本江户装池后，五月至六月即在巴黎砌劳斯基博物馆“张大千作品展”中展出，此后多在重要展览中呈现，并经多次出版，是为名件。

《夷陵三游洞》中所绘，于其而言意义特殊——夷陵位于湖北宜昌，名胜三游洞背靠长江三峡西陵峡下牢溪口，风光绮丽，而大千先生自小成长于长江边，一生又曾多次到过宜昌，因此作品中常绘长江与三峡。创作本幅时，大千先生在巴西摩诘山上，忆起当年欣然游历之情形，题识于画以记之。彼时大千先生已病目三年，他曾言作画不以目，「但以心使手，寄意而已。」足见当时印象如此深刻地停驻在他的心间。晚年的张大千未曾有机会返回大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怀念，只能寄于纸上，此刻忆写祖国名山大川的佳作，读来更感真挚赤诚。

张大千一生三上黄山，情有独钟，留下佳绘颇多。一九二七年夏，大千徒步首登光明顶，赞黄山「境益奇，路益险，峰下怪石无数，肖物赋形，不可名状」；四年后，再登黄山绝顶，书「云海奇观」；一九三六年，三十八岁的张大千第三次登临黄山，回苏州后特治「三到黄山绝顶人」印以志纪念，此后其画作中常见此印。黄山，从此成为大千先生画家生涯中最为钟爱的题材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写到黄山：「黄山无山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无奇不有。」直至晚年仍常怀眷恋，忆写黄山一松一石。

《黄山倒挂松》画中「倒挂松」即安徽黄山莲花峰著名奇景，张大千尤为钟爱，题识直言为「此山第一奇」。此为一九六〇年八德园四帧之一，画赠大千七子张心夷。与《夷陵三游洞》、《峨眉三顶》一样，为大风堂装裱，张大千亲署题签，因赠儿孙宝藏，更见珍贵。

张大千为蜀人，于峨眉山自然别有一番深情。自一九三九年至四八年，大千先生共计五次登临峨眉山：一九三九年初游，应好友黄君璧之邀，携子张新智同行，盘桓逾月；一九四四年九月至四五年四月，半年间二度游览峨眉；一九四六年八月，再度踏足峨眉；最后一次为一九四八年八月，再率子侄门人往游。五次壮游，大千先生心中愈发种下对峨眉难以割舍的情愫，亦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去台与侨居巴西期间，他曾创作过多幅以峨眉为题材的作品，本幅《峨眉三顶》即为其中之一。

本幅为一九六〇年大千先生在八德园所作。远在巴西，追忆当年峨眉之游，大千先生将心中所思、所念化为笔底烟霞，成就此煌煌巨制。以其对峨眉山势的了解及对山水画构图布局的充分掌握，大千先生将三顶高度概括地纳于一景。画中山腰留白处云岚回荡，益显飘渺灵动，凸显三顶胜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千先生将此作赠与六子张心澄。

上款人蔡孟坚与张大千的情谊可追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前往敦煌途经甘肃时，经好友于右任引荐入住黄河边「嵩龄别墅」。时任兰州特别市第一任市长的蔡孟坚为别墅常客，于此与张大千相识，后结为莫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蔡孟坚获国府极峰指派，以非官方身份赴东瀛「观察处理某些问题」，其夫人朱瑞颐亦随夫迁居日本。是时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对日工作至为关键，蔡孟坚出入彼邦多年，虽无官职在身，实却身负重任。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曾于五十年代初多次赴台，彼时蔡孟坚或已迁居东瀛，此幅《婀娜娉婷》作于一九五五年底张大千日本东京展览之时，因未有数据显示两人此前曾有重逢，或许这正是再度相见时，大千先生写赠蔡氏伉俪的留念之作。

大千先生笔下多古典仕女，自清及明复上溯宋人。自其西涉敦煌研习石窟艺术后，风格又再次产生变化，五十年代臻至巅峰。本幅《婀娜娉婷》即彼时典型的佼佼之作。看这画中女子，眉弯如半月，双瞳晶莹透澈，眼波流转处，顾盼生姿。唇点朱砂，耳垂坠串，发堆云髻，上插红花，诸般饰物搭配，细巧得宜，真正乃活生生的古典美人。与大千通常所画仕女的娇媚相比，此位女子更显典雅娴熟，一派大家闺秀风范，或与受赠者身份有关。

本幅所绘为象征儒、释、道三教合流美谈的经典题材「虎溪三笑」。最为特别的是画家将一封书信写在人物画立轴之上。在通常题款的位置，傅抱石并未记录有关所绘内容的文字，而是留下一封致友人王商一的书信。王商一彼时活跃于四川文艺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作为召集人与傅抱石、张书旗、陈之佛等在南京发起「畸社书画会」。傅抱石与其多有书信往来，并多次以书画相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抱石正身处重庆金刚坡，他在信中提及自己夏天三月未曾出门，居家写作、画画，积累不少画作，只是遗憾未有时间与王商一切磋。他自谦——那么现在就借这张「废纸」，聊将鄙怀。本件作品曾因其在文人书札中的代表意义而被学者白谦慎先生作为案例解析。

梅兰芳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京剧艺术家，他所开创的京剧表演流派「梅派」独具风格，带领京剧艺术的审美进入全新境界，并令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广为海外所知。梅兰芳在书画上也有颇高造诣，曾师从齐白石、陈师曾、陈半丁等大家，与书画名家的交往亦是其开阔视野，吸收养分的方式。观梅兰芳的书法，如见其余韵盎然的舞台表演，尤其是行楷，功底深厚，清新隽秀。

是联为梅兰芳书陆游《梅花绝句十首其三》，梅兰芳此时二十八岁，已与当时的京剧大师杨小楼声名并驾齐驱。常为梅兰芳编排剧集的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曾有一张晚年旧照，摄于台湾，其身后所悬便是此书轴。此作名家题咏殆遍，有张謇、金城、樊增祥、袁克文、林长民、释堪、袁思亮等八家题，裱边则有陈衍、曾熙、朱祖谋、潜叟、狄平子、温肃、易顺鼎、六桥、福鼎、罗瘿公、陈师曾、齐白石、袁励准、陈三立、黄浚、姚华、罗复堪、凌文渊、宝熙、冒广生等二十家题。二十八人皆为二十世纪初艺文界知名人士，折射彼时梨园艺人与文人诗词唱和、书画往来的洋洋大观。

本幅《墨梅》绘于一九二二年，年近花甲的齐白石仿冬心先生画法，粗干瘦枝，布局亦为典型的繁枝密萼。其题识亦仿金农五体中的「抄经体楷书」，力重而肥硕，拙中寓巧。白石老人对此甚是中意，曾对学生说：「冬心的书体有他的独创性，最好是用这种字体抄写诗集，又醒眼、又可念唱，更可以玩味。」而对于白石老人的知音而言，画上寄托其爱梅之情的长题，亦殊为可贵。此题识出自其旧诗《十二月三十日看梅》。齐白石定居北京早年常受讥讽，时有人以正统自居贬

其作品「粗野、犷悍」，性格一如寒梅倔强的白石老人则以诗句表达愤然与不服：「老子面寒心似铁，行无偏向害无惊。飞谗说尽全非我，只有梅花辨得清。」难怪樊樊山曾在齐白石诗集序中写道：「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

绘成《连理牡丹》前一年，于非闇刚刚辞去北京《晨报》文艺副刊编辑一职。一九三七年，北平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室」（后更名为「国画研究院」及「国画研究馆」），于非闇与黄宾虹、张大千等被聘为导师，这段难得的时光，令他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近观内府名迹。根据题跋，正是在这一年腊月，于非闇完成了这件临北宋徽宗赵佶《书牡丹诗》卷，又根据诗意补绘本幅《连理牡丹》。

本幅正如宋徽宗诗中所写，一株枝干上生出两种牡丹名品，一曰「迭罗红」，一曰「胜云红」，艳丽尊荣，皆冠一时之妙。于非闇向以牡丹名，画牡丹几十年，同时从写生、缂丝中汲取养分，由此形成属于自己的于氏风格。他尤其重视写生，每逢牡丹花期，便去各个公园写生积累素材。七十岁生日时，还前往北京颐和园画牡丹。在于非闇笔下，《连理牡丹》着色艳丽不俗，用笔刚柔并济，既富丽堂皇又清新明丽。

本副九言联所书正是刘海粟在百岁寿辰庆典中亲书的寿联诗句，写于一九九四年正月，即离港前夕。此亦为刘海粟在香港留下的最后遗墨。

「岭南画派」之所以在全球享誉至今，离不开当年赵少昂巡游诸国讲学的推广与教化。曾有言称：「当今世界之知有岭南画派，实托赖于赵氏『啼鸟鸣虫』之力不少。」此件《雨余虹影》便是力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赵少昂游历欧美及东南亚各国，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新加坡等地举办多场巡回画展。画下此作的一九六三年，赵少昂五十八岁，期间正于美国多个博物馆、美术馆及学校举办画展并讲学，其作品在美国得到广泛欢迎与赞赏，提高了海外对中国画的了解与认识。

一九三六年绘《松雀图》时，黎雄才刚从日本毕业回国一年，执教于广州市美术专科学校。对中日画技之长绝妙的糅合，使其成为岭南画派中折衷中外的成功范例，而此时正值其早期创作高峰期。本幅《松雀图》着重表现通空间的透视感，前景树枝与红叶具体明晰，背景空间朦胧淡远如影，最远处的云影和天空融为一体，静谧非常，而画面上方展翅飞翔的两只大雁，凸显出一动一静的强烈对比，使画面背景愈加渺远空漠。画面以俯视的视角令观者有一种险峻巍峨之感，彷佛置身于悬崖高山之上，下视则深不可测，远看则遥不可及；远处朦胧的暖调背景，亦使人感到夏意盎然；深远处虽看不到遥遥远山，但气势磅礡的氛围却若隐若现。其视距可近、可远、可入、可出，令人回味无穷。

此冶印图为邓芬应「作斋居士」张祥凝而作。张祥凝为广东著名画家、篆刻家，曾与邓芬、李研山合组「天池画社」。邓芬向被称誉为「诗书画三绝」，冶印造诣亦颇深。其时，粤地学者名流、书画印人常相聚探讨金石印学，尤以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篆刻活动最为活跃，张祥凝、邓芬、李研山等皆为其中重要人物。从题跋看，邓芬对好友的这一「命题」相当重视，三易其稿，终成此卷。

「博爱」是孙中山先生终身倡导并践行的思想信条，亦为先生最喜书写的内容之一，每有宾客相求，常书此以赠之。字如其人，中山先生之字有大家气象，亦可见颜真卿、苏轼及北碑对其书法风格的深刻影响。

此联为一九二七年梁启超书赠学生王力之作。题识中的「了一仁弟」即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王力。王力年轻时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正是其研究生论文指导老师。毕业前夕，王力请先生书联留念，梁先生请其择选自己的集句联。

梁启超一生集句联达数百副，尤以宋词居多。王力择选的此联，集自北宋向子湮《临江仙》、南宋姜白石《念奴娇》、《玲珑四犯》及吴梦窗《高阳台》。此后人生沉浮之间，王力始终将梁先生此联珍藏书箧，视若拱璧，战乱时代亦随身携带。据称，文革期间王力将此联混于废纸篓中，待平息后再请荣宝斋重新复原精工装裱，悬于客厅。一副集字联，凝结其一生的尊师之情。而后杨善深的边跋则对梁任公此联的书法造诣作了绝佳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