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展览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精选百余件金石拓本、金石图书与金石学者的信札手稿，配合以古代铜镜、简牍、砖瓦、碑刻、墓志的实物，讲述拓本作为一种承载古代文明的独特形式，何以深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灵世界，金石因此成为真正的不朽之物。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分别致辞，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主任、策展人薛龙春介绍了展览背景。浙江大学师生出席开幕式。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致辞
白谦慎表示，图书馆这些年积极收藏金石拓片，非常有利于浙大师生的教学科研。“金石不朽”是薛龙春教授带领相关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的图书和收藏资源，策划的一次带有教学实践性质的展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学，具有比较强的教育意义。
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致辞
吴晨表示，金石拓片、拓本是重要的历史、文学文献资料，承载了丰富灿烂的书法艺术，为中华文化遗产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特有的传拓技法能将其原始风貌尽可能地保留下来，非常值得师生去学习、观摩、解读。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主任、策展人薛龙春致辞
薛龙春介绍，自唐代开始的椎拓工艺，使得金石文字以“拓本”的形式进行复制和传播，不同于机械复制，每一次椎拓都与以往有细微的差别，每一张拓片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因此具有了艺术意义。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主持开幕式致辞
从学术的角度说，金石遗文为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文献；从艺术的角度说，它们不仅承载着古代的文字书写，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源。本次展览共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金石文献”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商周秦汉”集中展示了商周青铜器与汉代刻石的铭文拓片。椎拓是一种复制的手段，最早的实物见于唐代，据考证，早期的拓片制作以获得可能多而清晰的文字为目标，图像并非这些拓片的重点。而在晚期的椎拓活动中，画像以及青铜器的纹样、器型也成为复制的对象之一。
第二单元“魏晋南北朝”以北魏墓志与造像题记的拓片为中心。一、二单元有些拓本有题跋文字，涉及释文、考证与美学鉴赏，是一种文化衍生与增殖活动，拓本由此发展成为综合了文字、名物、经史、文学、书画与工艺的特殊文化产品。
第三单元“隋唐”展示的主要是隋唐墓志与唐代的名家碑刻拓片。与汉魏碑刻书丹者多不署名不同，唐代自欧、虞、诸、薛以下，名家碑刻层出不穷。这些名家碑刻成为后世顶礼的楷书经典。
第四单元“金石文献”集中展示了宋代以来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它们不仅涉及狭义的铜器与刻石，还包含广义的玉器、砖瓦、钱币、玺印、封泥、甲骨、骨签乃至简帛、写本等各种文物。这些图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摹印的图像也可以艺术品视之。此外这一单元还展出部分金石学名家的书札稿本，我们藉此可窥其收藏活动与学术交往。
展览开幕当天，薛龙春为到场嘉宾提供了首场导览；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李俊文、韩秀丽在修复展示室向观众展示了拓片制作工艺；中国美术学院书画文献研究所所长方波为浙江大学师生带来讲座“鉴藏•研究•取法——艺术史研究视阈中的碑刻及其衍生物”。
策展人薛龙春导览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李俊文向观众展示拓片制作工艺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韩秀丽向观众展示拓片制作工艺
方波副教授讲座：鉴藏•研究•取法——艺术史研究视阈中的碑刻及其衍生物
“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展将持续至6月30日。
展览部分展品
商戍嗣子鼎全形拓本 128cm×68cm 私人藏
商戍嗣子鼎1959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后岗一〇号祭祀坑。折沿，方唇，两耳微外移，下腹微鼓，圜底，半空足，足的中腰略束，近马蹄形。口下有扉稜六条，足的外侧上端也各有一条扉稜。口沿下以扉稜为鼻界，饰六组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对夔兽面纹。足上端饰独立兽面纹，下接凸弦纹四周。器腹内壁有铭文3行30字，为阴文。腹部外面有三条铸范线，底部有三角形铸范线，一足底端有一长方形浇铸口。鼎底部有烟炱痕迹，口沿部分的铜锈上有纺织品残迹。口部一侧开裂。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愙斋藏器拓本册 33.5cm×17.5cm 清光绪拓本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愙斋藏器拓本册页内有三十余枚拓片，除了一件是陶制的南朝官员墓地券拓片外，其余皆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拓片。从印章可知，这些拓片最初由晚清官员吴大澂(1835—1902，号愙斋)收藏，后转由吴士鉴(1868—1934)收藏。
苏州虎丘黑松林三国墓地石屏风拓本 72.5cm×69cm 姑苏王氏寄闲斋藏
苏州虎丘黑松林三国墓地4号墓石屏风，质地为青石。屏风画面布局分上中下三层，分别线刻有不同形态的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自然。天头上华人德先生用汉篆体题“金石延年”四字，旁记此石屏风的来源，并认为其上的绘画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的“风格极似”。地脚处用带有浓郁隶书意趣的行楷书，抄录了东晋吴地诗人陆机的名作《吴趋行》。此诗很好地描述了吴地的历史风俗，以及孙吴在此立下的基业。题跋的内容、 书体，与拓片所呈现出的风格内涵相得益彰。
唐颜真卿书修柳恽西亭记残碑拓本
碑阳:140cm×120cm 碑阴:140cm×120cm
碑侧各:140cm×45cm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
修柳恽西亭记碑立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四月，颜真卿(709—784)撰书。出土时自左而右斜向断折，仅存上部，四面环刻，篆书碑额“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分列碑阳与碑阴顶部。西亭位于湖州府治之西、乌程县治之南的苕溪之上，南朝梁天监十六年(517) 柳恽(465—517，字文畅)再典吴兴时兴造，本年乌程县令李清请修西亭，湖州刺史颜真卿是李的上司，因上表褒扬其美善，得旨后建立此碑。时李清将去任，因此此碑也是一块去思碑。此碑很可能在建立不久之后即倒覆苕溪之中，因受冲刷的程度不一，碑的各个局部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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