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谁遣翰墨绘新图

黄河三门峡工地 局部 （国画） 39×263厘米 1958年黎雄才 岭南画派纪念馆藏

岭南画派是20世纪初期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崛起于中国现代画坛的中国画流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也称“二高一陈”）受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美术近代化运动的启发，高举“政治革命”与“艺术革命”的大旗，锐意改革中国画。他们尝试以调和中西画法的写实主义语言，反映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主题的实验精神，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月24日至6月27日，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入选项目，“翰墨绘新图――岭南画派画家描绘新中国作品展”在广州岭南画派纪念馆举行。展览分为“建设新中国”“物阜民丰”“江山新貌”三部分，通过多位岭南画派艺术家的原作以及相关文献，展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创作面貌及艺术成就。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术界就“如何改造中国画”“如何在创作中继承优秀的民族绘画遗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开启了中国画改造的序幕。1954年2月2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山水画创作问题座谈会，明确了“中国画写生”的创作途径，自此，一场以写生为基础和创作导向的“新国画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也给予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理念的岭南画派艺术家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关山月、黎雄才等艺术家继承了“二高一陈”的艺术革新精神，将画笔与时代变迁、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优秀作品。比如关山月到辽宁抚顺露天煤矿体验生活后创作的《煤都》，黎雄才以32米长卷再现湖北武汉三镇军民修筑抗洪堤坝的《武汉防汛图卷》等，这些都是前人从未表现过的内容。其中，《武汉防汛图卷》以写生为基点的山水画创作方式，与新中国的传统山水画改革方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幅作品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画的绘画样式，以精彩的笔墨记录了人民群众与洪水搏斗、改造大自然的雄伟场面。这幅巨作一出即获得美术界的好评，国画家于非、徐燕孙都公开发表文章赞扬，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优秀画作之一。

经过深入农村、工厂生产一线进行写生创作，岭南画派艺术家们练就了敏于观察、精于造型的本领，他们不断地探索最适合表现现代人物与生产场景的笔墨形态，认为继承传统绘画遗产与为工农兵服务并不矛盾，以传统中国画线描为造型基础，一样可以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及他们所创造的美好新生活画像。如关山月带学生到汕尾渔村等地写生后创作的《渔歌》《纺线图》，叶少秉的《丰收图》等作品，就是将传统艺术形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典范。

《听毛主席的话》是关山月的代表作品之一，画面主人公是关山月的女儿关怡。在展览现场，关怡向观众介绍了这幅绘画的创作背景和经过。1963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关怡报名到农村进行锻炼，并受到父亲的鼓励。参加完广州市政府组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关怡便开始回家收拾下乡的行李，她从书柜中拿出一本《毛主席选集》思考着要不要带走。关山月见此情景即刻产生了创作灵感，对女儿说“这个动作很好”，便让女儿站在那，为她画了一幅人像，将一个父亲深沉而温暖的情感付诸笔端。很多动人的情感隐藏在作品的细节中：关山月在女儿的行李箱中还放了一套经典文学作品《创业史》，以此寄托对女儿的厚望。另外，墙上挂着一幅由关山月题款的挂轴，不仅以雪中松树勉励女儿锤炼品格，还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画中画”手法，让作品趣味盎然。

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岭南画派艺术家引领风气之先，走遍大地神州，不断地向山河湖海及城乡风貌寻找新题材，汲取新经验，进而调整写实主义笔墨秩序，树立起“笔墨当随时代”的创作理念。因此，无论是三川五岳、革命圣地，还是城乡风物、劳动场景，都在他们的笔下焕然一新。

黎雄才的《珠江长卷》可谓是本次展览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此卷总长63.5米，分为6卷。全卷纯以水墨完成，既有山川平滩远眺，又有古木幽壑的近写。其笔墨潇洒酣畅，出神入化，堪称黎雄才晚年的扛鼎之作。特别是每卷长度不一，各卷首尾所绘景物也不连贯，其原因一来因为创作时间长，二来说明黎雄才不拘泥于“对号入座”般地实景还原，而是选取能代表珠水流经之地的人文地理特点的景观入画。比如卷中有一画面，是表现散落在江边的桅杆、绳索以及船只，这是红军强渡乌江时用过的，咫尺之间概括的不仅是万里之遥，还跨越了时空，留下了历史印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曾说，不管是方式和方法，还是规模和影响，新中国美术创作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具有独特性。同样是反映时代、表现时代，新中国美术创作更具有时代特征。从新年画创作，到中国画改造、版画转型以及油画民族化，新中国美术在深耕基层的创作中反映公众诉求，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岭南画派画家描绘新中国的作品贯穿了新中国美术创作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并且随着各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他们在描绘祖国大地沧桑巨变的同时，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画现实题材的表现手法，其笔墨语言也随着题材的创新而不断调整。他们的创作内容为我们探究艺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特定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历史材料，他们的绘画语言及实践路径对当下中国的美术创作与革新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