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刘海粟游欧90周年

90年前，刘海粟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这段时日不仅是他艺术人生中的重要经历，对于中国美术史而言也意义非凡——他把中国现代美术带到了欧洲。

刘海粟《巴黎圣心院》，1931年

刘海粟《威尼斯之夜》，1931年

刘海粟《巴黎圣母院夕照》，1933年

刘海粟《圣扬乔而夫飞瀑》，1934年

刘海粟《翡冷翠》，1930年

华天雪

刘海粟自1929年开启的两次游欧，加起来约四年时间。这不仅是刘海粟艺术人生中的重要经历，令其创作热情得以极大激发，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史而言也意义非凡，如将“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带到德国柏林，并巡展至欧洲多个城市，对改变欧洲“只知有中国古代不知有中国现代”的中国美术史认知起到积极作用。

今年是刘海粟游欧90周年。本期“艺术”版，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华天雪撰文，以刘海粟赴欧巡展为核心勾连出相关重要事件，丰富我们对刘海粟借鉴欧洲并积极致力于中外交流的认识。

——编者

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于欧洲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巡展（因首展和重头戏在柏林，故而简称为“中德展”），虽然由德国与中国两国主办，但中国一方，自始至终都与刘海粟有着密切关联。此次赴欧巡展之前，刘海粟还曾于1929年2月至1931年9月18日，有约两年零七个月的游学欧洲之行，不仅对欧洲艺坛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和体验，更以油画家、新式美术教育家的诉求，对西画做了广泛的观摩和学习。

但有意思的是，尽管如此，他首次回馈或引介给欧洲的，竟然不是中国的油画，而是各体兼备的当时的中国画！或许，对西方画坛越是了解，便越是深知当时的中国油画的“拿不出手”么？又或许，只有了解西方，才知“中西融合”是大致出路么？总之，这个选择本身，是极能说明问题的。

早在1929年，刘海粟即倡议在巴黎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可惜这一愿景未能当即实现，但以展览方式沟通中西、互相借镜的方向得以进一步明确，几年之后的中德展其实亦大可溯源于此次小试牛刀、胎死腹中的中法展

刘海粟与中德展之关联，似可追溯至其1929年的游欧。

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刘海粟1929年之游欧为官方派遣，其任务是考察欧洲美术教育和推动中西艺术交流与互动。官方考察员的身份，不仅为其游欧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更为其与欧洲艺坛之公私交际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以及促成交流活动的更多可能性。

当时的教育部门对刘海粟的这类委派早在1926年即有一次，可惜一再延迟。刘海粟终于1929年2月9日（阴历戊辰除夕）晨，偕夫人张韵士与长子刘虎乘法国邮船离沪赴法，一路经埃及金字塔、马赛等，于3月16日抵达巴黎。

初来乍到的刘海粟，一方面立刻被巴黎艺坛包容世界的自由氛围所吸引，敏感于各种新思潮的争奇斗艳，兴奋于各国美术展览的竞相登场；一方面其官派身份和领袖气质也令巴黎华人艺坛一时聚集起来，短时间内形成跃跃欲试共图事业的气氛。刘海粟很快进入自己的“公派”角色，积极于社团的创立，以及以社团为依托推进中法美术作品交换展览等事项。

因有感于当年春季各国均在巴黎举行美术展览会，其中尤使人注目者为日本之两展览会：一以日本留法美术家协会名义行之，一以日本政府名义行之，宣传方面更以代表东方美术自居，乃至“国际间几公认日本为东方文化之代表，夫以五千年文化之吾国，反寂然无闻。同人目击耳闻，未有不感慨奋起者”，是故刘海粟等倡议仿效日本而成立中华留法艺术协会。该会于1929年3月3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集合了刘海粟、范年、常玉、杨秀涛、张弦、汪亚尘、汪日章、庞熏琹、司徒乔、吴恒勤、陆鼎萱、颜文樑、柳演人及陈国芳等旅法研究美术专家，一方面宣扬中国固有艺术，一方面研究现代新兴美术，拟组织画室，每年举行展览会，切磋技艺的同时，“亦可对外发展”。

据刘海粟1929年5月1日致蒋梦麟函，在其旅法之初，赞叹以卢浮宫为代表的法国美术馆、博物馆丰富收藏之余，曾组织十余位旅法画家每日下午赴卢浮宫等博物馆，分别临摹文艺复兴以来名作。他自己当时正在临摹的是德拉克洛瓦取材于但丁《神曲》的巨幅油画《但丁与维齐尔》，他设想经此两三年的努力，可得百余件作品，“俾备将来教育部开办国立美术馆之用（美术史代表作品，每一家至多不出五张，虽有巨金，无可购买，唯有临摹之一途，故各国派人来此摹画者至多）”。当然，这个愿景不是靠群情激昂的一时兴起就能够坚持下去的，至于收获如何，进展到何种程度而不了了之的，既少见资料，又难以考证。

当时，刘海粟也倡议在巴黎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拟乘国内刚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美展之东风，选其中一二百件“特殊作品”运法，与旅法画家作品一起，由使馆主持在巴黎举行展览会，以增进欧人对中国现代艺术之了解，所谓“宣扬文化，莫善于此”。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好机会，可以省却征集作品的周期，容易短时间内实现。为此，刚刚成立的中华留法艺术协会于1929年5月10日，在驻法公使馆召开全体会议，一致议决于半年之后，即本年11月，在巴黎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推高鲁（曙青）、刘海粟、汪亚尘、方君璧、张弦、范年等十二人为筹备委员，积极讨论多次，并拟定组织大纲，会场拟向法政府借位于巴黎协和广场的堡姆美术馆。此展后拟与法方商议交换展览事宜，一方面选中国现代美术品运法展览，一方面选择法国现代名作运华展览，每年交换一次，将不仅是两国美术界之幸事，更将大大提升中国文化之国际地位。为此，该会致函中国政府文化基金会，请求资金支持，该函一方面以日本为例，条陈其迫切性，一方面以“以少数之经费，而肇文化之新光，故期以必成”为大好展望，用词极为恳切。这一愿景虽然未能当即实现，但以展览方式沟通中西、互相借镜的方向得以进一步明确。而上述种种热烈之进展均是在刘海粟赴欧几个月间所作为的。所以，几年之后中德展之于刘海粟绝非仅仅靠运气“等”来的好机会，看作偶然中之必然比较恰当，中德展其实是大可溯源于此次小试牛刀、胎死腹中的中法展的。

刘海粟之所以在海外拟在中国现代画展方面有所努力，首要原因当然是因其所长；二因西人对于中国美术，所谓“中国前代艺术之价值，外人知之已稔，论及东方艺术，必推中国为巨擘，此早成定论矣”，由此形成只知有中国古代不知有中国现代的状况；三因日本在欧洲宣传并得到欧洲追捧的以其浮世绘之后的近现代作品为突出，使得欧洲艺坛对于东方艺术的认知，“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

出乎意料的是，1931年，德人主动伸出橄榄枝，希望与中国共同努力，开一次中国展览会，以新德国艺术界耳目。德方肯负担一半费用，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也是中德展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1931年3月，刘海粟在此次游欧的最后一个春天，接得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前去讲演《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并经简单磋商，于演讲同时在法兰克福美术馆举行中国现代画展。这个展览除陈列刘氏几十幅作品外，尚有他携来之其他中国现代画家作品，虽规模不大，且为“急就章”，但反响不俗，竟于该年6月被移往海德堡续展，德方之热烈与积极出乎意料。几乎同时，此年1月起，日本方面以帝国美术院名义，出资约8万马克在柏林普鲁士美术院（国立美术院）举办一大规模现代绘画展览会，并在德国各重要城市巡展。对该展中之日本画，德人大致呈现两种反应，或极度称羡，视日本艺术为东方艺术之代表；或认为日本作品迎合欧洲人审美趣味的倾向过多，其过分欧化反失特点，不免失望——持此观点者以研究东方艺术的德国学者为主，他们对中国美术多能赏鉴且颇热衷，曾于1930年自行组织在柏林举办过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出共约1125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瓷器、雕塑及字画等，陈列月余，颇轰动一时，但可惜征集仓卒，内容不甚充足，德人引为憾事，屡向中国驻德使馆询问，希望与中国政府及教育界、艺术界共同努力，再开一次中国展览会，以新德国艺术界耳目。

在此背景下，德人再次主动伸出橄榄枝。由其画坛权威寇美尔教授等人联系中国驻德使馆问询展览意向，中方亦感有绝大必要，立即电促刘海粟赴柏林与普鲁士美术院、东亚艺术协会等机构谈判，最后由使馆正式与东亚艺术协会定于1934年2月在日本展览的相同场地——普鲁士美术院举行展览。由中德两国共同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备一切，德方由德国东亚艺术协会主持，中方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并于经费问题初步达成意向，即预算之六万马克，中德各负一半，展场不收租金，惟物品运输费、保险费及会场布设杂费等，除由入场券收费所得收入开支外，约需准备金三万马克以备收入不足时弥补之用，此款德人拟请由中国方面负担。德方肯负担一半费用，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也是该展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几费周折”后，“端倪初具，蹊径略成”，刘海粟也到了该归国的时候了，遂由其回国请命，落实中方那部分经费。无论如何，此次刘海粟欧游总算促成了一桩“大事”。

近一年半时间里，展览先后于柏林、汉堡、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伯尔尼、伦敦和布拉格等地举办，累计观展人次约60万，并促成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国外博物馆入藏中国现代绘画

刘海粟归国之日恰为“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9月18日，所谓“国难方殷”，政府一时无暇顾及艺术之事，于是，他先在上海与蔡元培、叶恭绰等商议。

1932年5月17日，通过了朱家骅呈请之议案，即经当时的行政院允许，将三万马克之数作为预备金（也称“准备金”）转拨展览之用，同时聘定叶恭绰、陈树人、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等为中方筹委会委员。算起来，距刘海粟自欧返国已整整8个月，事情总算随着经费的明确而有了实质性进展，可谓真正“立项”。

就中方而言，重中之重是作品的征集。此次征集未经公开，只通过筹委的提名，以通信方式征集，实质上是只“征”无“选”的，相当程度地简化了工作流程，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效。这却也令当时尚处筹备阶段的展览遭遇不少非议。

最终赴欧参展的作品数量是较为模糊的。随着刘海粟携带“第一批征集精品三百五十件”“赠送德国筹备委员之瓷器数十件”及“国画之各种用具”，于11月13日下午五时乘意大利邮船康推维脱号动身离沪，这个规格极高，历经中方筹委三次大会、六次常务会，筹备两年左右的赴外中国现代画展，就算大幕落半，木已成舟了！

1933年12月8日晚，刘海粟抵柏林；12月13日上午召开由11人参加的中德两方执委联席会议，共同启箱检画，商定展览时间为1934年1月20日至3月4日，并因“目录太简略，议决重编，每幅均注明纸心或绢心、题诗内容、制作年月、作家住所，以备观者研究，并属粟撰一长序，详述中国画之特点及各画派之渊源，刊于目录之首”等；1934年1月5日下午，再开中德执委联席会议，议决若干事项，比如定于1月19日招待各国记者观览；投放马路广告、电车及地道车广告十万张以及无线电播音、德国境内火车广告；由中方精印《现代名画》一册，附以《中国画派》一文，欲备开会时分赠各机关及学者，等等。

1934年1月20日上午，该展正式在柏林巴黎大广场普鲁士美术院开幕，各国大使、各地方政府代表、名流、学者、贵族四五千人到会，堪称盛观。又自刘海粟到柏林起，每日各报记者来访极多，得全德各报之一致称扬，共获佳评五百余篇，对“中国现代画神韵生动，为超绝的理想世界”之观感，引来欧洲各国的注意，汉堡、慕尼黑、莱茵河各省，荷兰、瑞士、捷克、法、意、英、波兰等国，在当时先后函电，聘往展览，并有派人到柏林来面洽者。刘海粟征得允许，遂至各处巡回展览，唯当初的三万马克，在柏林支用罄尽，巡展经费均由各地美术院或市政府等机关拨款负担。巡展多达八站，包括汉堡的汉堡美术院、杜塞尔多夫的杜城美术院、阿姆斯特丹的阿市美术馆、海牙的海牙博物馆、日内瓦的日内瓦历史美术博物馆、伯尔尼的瑞京美术大厦、伦敦的新百灵顿画院和布拉格的布拉格博物馆，于1935年4月28日画上句号，累计观展人次约60万。

在这个群展系列之外，还穿插有两个刘海粟个展：一为1934年6月10日至7月15日由巴黎吕霭画院举办，展览刘氏油画四五十件、中国画八十件，且法国国家画院从该展购藏其油画《西湖之秋》和中国画《三千年蟠桃》；一为1934年9月12日在日内瓦市政府大厦开幕（为配合日内瓦1934年9月在该市中国国际图书馆举行之国际联盟大会），展期一月，展览刘氏新作二百件，及向各藏家借得明清瓷器漆器三百件。

在首站柏林展之时，德方组委会成员寇美尔要求从展品选17件赠与柏林普鲁士美术院，辟专室陈列，经协商，德方获藏吴昌硕《紫藤》、任伯年《渔翁》、梁公约《瓶菊》、高奇峰《花桥烟雨》、王启之《菱  瓜》、刘海粟《赤壁图》、刘海粟《葫芦》、刘海粟《松鹰》、黄宾虹《大渡河》、黄宾虹《峨眉山》、王一亭《柳鹅》、张大千《墨荷》、陈树人《紫云》、高剑父《松风水月》、潘天授《朱荷》、溥儒《寒岩》及孙孟禄（女）《荷塘》。此为国外博物馆入藏中国现代绘画最大规模的一次。

以在欧一年半的时间，交出这样一份日程表，似可用马不停蹄来形容了，又确实令之前的各种悲观预估纷纷瓦解。

刘海粟此行以1935年6月30日抵沪而结束，而以7月21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八楼为其设宴欢迎而画上对他来说完满的句号，到会蔡元培、李石曾、叶恭绰、吴铁城、李大超、王震、黄伯樵、黄宾虹、吴湖帆等数十人，不可谓不盛大，终以“对于欧洲学术界影响之大，震撼之深，前所未有，贤劳卓著，载誉东归”下了定语（见1935年7月22日《申报》之《柏林中国美展会宴刘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