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金龙蟒袍前后身共绣有9条龙。
纳纱绣工艺九龙龙袍实为蟒袍
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盘金龙蟒袍。记者看到，这件蓝色袍服是用于夏季穿着的外罩衣，真丝材质，轻盈透薄，前后身共绣有9条龙，其中前胸、后背、两肩各有1条正龙，前后襟上有4条行龙，里襟还有1条行龙，花纹凸出。
“这件蟒袍长146厘米，腰宽75厘米，是采用独特的盘金纳纱绣工艺制成的。”张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赵菊梅告诉记者，纳纱绣，又称戳纱绣，是用细密的真丝筛绢作地，有规律地按纱眼用各种颜色的绣线手工戳纳花纹的刺绣技法，工艺繁复，针路整齐。中国的刺绣品历来是高贵的象征，而纳纱绣因其精湛的技艺，更是刺绣艺术品中的佼佼者，尤其在明清时期常为皇家所用。
按照清代服饰定制，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穿用，而皇子也只能穿龙褂。五爪龙缎、金绣等，在官员和百姓中都属于禁止穿用之列。而四开衩的衣裾，也只有宗室才可穿用，其他官吏士庶只能穿二开衩的衣式。但这件袍服不仅通身遍布金绣，又有四团五爪正龙图案，而且下幅还是四开衩的衣裾，其等级非常之高，大大超出了张作霖所能享用的规格。
不过这件“龙袍”，后经张氏帅府博物馆专家多方考证，确定为“蟒袍”。这是为什么呢？
“民间有‘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说法，蟒与龙以爪区分，其余的形、神并无大异。”赵菊梅说，但以爪区分的方法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各个时期人们对蟒和龙的区分并不固定，龙不完全是五爪，蟒也不完全是四爪。至于何时为龙，何时为蟒，主要是根据穿着的人而定。因为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比较严格，同样是一件五爪龙纹袍服，用于皇帝时可称为龙袍，而用于官吏时，只能叫蟒袍。同时在颜色上，只有皇族可用明黄、金黄及杏黄，官吏一般为蓝色及石青色。
按《大清会典》规定，清朝时王公大臣及各级官员最常穿的礼服是蟒袍，其行制、纹饰均同龙袍。
张作霖在伏案工作。
蟒袍被转赠 日军守备队队长植田
在得到朝廷的嘉奖之后，起初张作霖是满心欢喜，他将这件蟒袍视为心爱之物，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和几次帝制复辟的失败，张作霖内心对朝廷和皇帝的敬畏之意淡漠了许多。后来，张作霖干脆将此蟒袍转赠给了曾任日本关东军驻奉天守备队的队长植田照猪。
经多方考证，赵菊梅向记者披露了其中细节。
植田照猪于1916年至1923年在奉天任职，兼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部分事务，由于满铁经常为张作霖运输军队、军械，张作霖和植田照猪关系不错。为表示友好，张作霖将此蟒袍送给了植田照猪。1945年日本投降后，植田照猪回国，50岁时因病去世，此袍由其夫人保存并传给了女儿。
植田照猪的女儿非常珍视父亲与张作霖的情谊，也深知这件袍服的价值，唯恐它无谓地湮灭世间，便一直打算寻找一位可以托付这件袍服的最合适的人选。1954年6月间，植田照猪的同乡——高知县的文化学者、汉诗翻译家汤山槐平举办文学作品展，植田照猪的女儿应邀前往，她觉得将袍服交给汤山这样研究汉文化又和中国有渊源的人收藏最合适，便将保存了多年的袍服转赠给了友人汤山槐平。
张作霖进蒙古大漠剿匪战功显赫
张作霖的这件“五爪九蟒”的袍服显然也是受皇帝的“特赐”而来。那么，清朝皇帝为什么会把这件蟒袍赏赐给张作霖呢？故事还得从张作霖追剿匪患说起。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进“移民实边”政策，在蒙古地区实行垦荒移民。当地垦务局官吏和蒙古王公贵族勾结在一起，大量买卖旗地，招进众多移民，使蒙古族牧民失去牧场无法生活。因此，卓索图盟苏鲁克旗的白音大赉和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的陶克陶胡先后举起了“抗垦”斗争的大旗。
“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蒙古人是清朝崛起的重要联盟，内蒙古局势不稳，让清政府十分震惊。而且这种不稳定因素，也会给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沙俄提供干预中国内务的机会。” 赵菊梅介绍，面对风起云涌的武装“抗垦”运动，清政府先后派兵进行镇压与追剿，但终因不敌对手，无法将其剿灭。
1902年被清廷招抚的张作霖，此时正协助新民府平定当地匪患，且在剿匪行动中屡战屡胜。新民知府增韫夸奖他：“奋勉从公，颇知自爱，安心向上，出于至诚……为可用之料。”一时间，张作霖声名鹊起，渐成大势。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秋，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当时任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的张作霖，率部前往洮南进剿匪徒。洮南一带属于蒙古大漠的一部分，山荒地僻，夏天瘴雾弥漫，冬天冰天雪地。在辽南时，张作霖因为熟悉地理环境，作战游刃有余。但漠北却不同，那里没有村落，人烟稀少，饮水困难，加之匪徒个个精于骑术，每人都配备两匹马，骑一匹休息一匹，行动快如闪电，让人很难捕捉到踪迹。在此地作战，张作霖吃尽了苦头，每次追剿匪徒，张作霖的马队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
张作霖善于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很快，他也在追剿中采用匪徒备两匹马、换马骑乘的战术，同时，想办法获得了匪徒行进路线图，摸索出了匪徒的活动特点。由于当时军粮接济不够及时，士卒只能吃干粮、捧雪为饮，晚上则露宿寒林。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张作霖等终于击毙了白音大赉，生擒了牙什，驱逐陶克陶胡，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为清政府立下了大功。
1908年10月4日，徐世昌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讲述了张作霖等剿灭匪患的经过，并赞誉道：“该统领张作霖等，驱驰绝漠，艰苦备尝。年余之间，将积年巨患，歼除殆尽，实非寻常剿匪之功可比。”捷报传到朝廷，光绪皇帝龙颜大悦，立即恩准了徐世昌为张作霖等请奖的奏折，张作霖被“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
1909年春，清政府任命锡良接替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锡良上任后，张作霖再次深入索伦山区，彻底将匪徒剿灭以安定边疆。张作霖率部和其他清军合力兜剿，最终陶克陶胡向北部沙俄域内逃窜，边疆地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捷报传到朝廷，清政府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赏赐了张作霖这件蟒袍。
日本学者替父还愿 捐赠回中国
汤山槐平早年曾在东北攻读汉学，取得一等通译资格后，又只身来到北平（北京）。他笃爱汉学，孜孜不倦，翻译了许多中国古诗，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北平王府井居住，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回到故乡高知县，经营一家名为“一壶春”的中餐馆。
汤山槐平收下这件珍贵的礼物后，精心保存，用檀木做了匣盒，并请日本著名书法家在匣盒上用中文题写了“张作霖将军旧藏——龙袍”字样。1976年，汤山槐平在临终时刻，对守在病床前的妻子和儿女说：“这件龙袍是属于中国的，你们一定要把它送回中国去。”
汤山槐平去世后，他的长子汤山蓝一郎继承了父亲的餐馆，经营中国菜，也承接了父亲的中国情结，他学习唐诗、宋词，写作俳句，将袍服送回中国的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1997年，汤山蓝一郎和他的母亲到北京旅游，临别将这个心愿托付给了接待他们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日本部的翻译。翻译通过全国政协友人的介绍，与辽宁省政协相关人士取得了联系。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件袍服最终漂洋过海回到了张氏帅府。在1999年举行的文物捐赠仪式上，汤山蓝一郎说：“这件袍服回到了应该回到的地方，我很高兴，终于完成了父辈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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