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李桦笔下的北平

20世纪40年代末 前门外 纸本素描   李桦 绘　　

近期，“南腔北调——李桦笔下的北平”展览在北京复言社画廊开幕。提起李桦(1907-1994)，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其作为深受鲁迅影响的版画家在广州、上海等地的战斗岁月，也会有人想到他在北京作为中央美院教授的教育生涯。却往往忽略了李桦初来北京时，在这座尚被称作北平的古都里度过的一段岁月。

这次展览主要展出的正是李桦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游走于北平城里用炭笔、铅笔勾勒的速写，除此之外还有李桦《天桥人物十八幅》中唯一的一幅没有收藏于博物馆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李桦的另一个侧面清晰可见——他的艺术风格与这座从容平实的古城相得益彰。本期，记者采访到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丛涛，一探李桦笔墨背后的故事。

徐悲鸿再次入主北平艺专

1928年末，徐悲鸿曾经担任过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但并不成功，仅仅在40天之后，徐悲鸿就因教学主张及人事问题而辞职。到了1946年，徐悲鸿再次任职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这次回来，是带着“科学”和“写实主义”的。这与此前北平画坛中“师古”的传统背道而驰。徐悲鸿主张，每个学生在分科之前，必须先画两年素描。

此举在当时是对大部分艺专教授教学自由的“干涉”。同时，这种理念也与传统派讲究的“气韵”、“师古”等方法抵触。矛盾爆发，三位教员带头罢教，给徐悲鸿施加压力。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援三位罢教教员，副理事长张伯驹首先发表声明：“西画是写实的，以形似为主，而国画是超写实的，以韵味为主。徐氏专骛形似近乎与照相争巧拙，国画以韵味胜乃民族艺术风格。”

徐悲鸿针锋相对，撰写了《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文章，阐明他的教育、艺术主张。这一次徐悲鸿不会黯然辞职，因为1946年的徐悲鸿已不会像之前那样孤军奋战。他此番前来，带来的是自己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培养的班底。此外，还有他从全国各地物色的优秀艺术家——李桦显然就是徐悲鸿所物色画家中的一位。

1948年徐悲鸿（右一）、吴作人（右二）、齐白石（右三）、李桦（左一）合影

李桦受邀来到北平

抗战胜利之后，李桦于1946年抵达上海，主持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同时，李桦在《时代日报》主编了名为《新木刻》的周刊，在创作木刻的同时也写了很多理论文章，发表于此——这与徐悲鸿到北平几乎同时。徐悲鸿彼时经常对自己的朋友吴作人、冯法祀说要广纳人才，并且请冯法祀在天津主编《艺术周刊》。冯法祀同时也是李桦的朋友，常向李桦约稿。李桦的几篇评价中外近代画家、作品的文章在《艺术周刊》发表，徐悲鸿也由此知晓李桦下落。

徐悲鸿之所以会对李桦的下落感兴趣，因他早在1942年就对李桦的木刻表示认可。这一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办“全国木刻展览会”，徐悲鸿为此写了一篇在李桦看来“热情洋溢”的短文发表在《新民报》上，中间就提到“平心而论，木刻作家，真有勇气，如此次全国木刻展中，古元以外（按，徐悲鸿盛赞古元为‘卓绝的天才’、‘大艺术家’），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沉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Durer（德国艺术大师阿尔布雷特·丢勒，名画《祈祷之手》的作者）……”

这对当时主攻木刻创作的李桦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尽管李桦是鲁迅大力栽培的青年木刻画家之一，但彼时，木刻仍然被大师们认为是“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木刻是“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在李桦看来，徐悲鸿对于他和古元的盛赞体现出了徐悲鸿“对木刻这门革命美术毫无成见，胸怀坦荡”。而徐悲鸿“爱好木刻者，绝不限于左倾的人”之说法，也正是爱艺术、爱人才之正义感的体现。

就这样，徐悲鸿坚决要既能创作木刻、又有一定理论研究能力的李桦到北平艺专教书，李桦就此来到北平。尽管二人彼此评价都很高，但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却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激动人心。1947年9月，李桦抵达北平。起着双方“中间人”作用的冯法祀带着李桦去“蜀葵花屋”看望徐悲鸿。李桦被引进后院里，便看到正在树下躺椅上休息的徐悲鸿，让李桦觉得“最奇怪”的是，徐悲鸿额上戴着一个金属箍。后来他才知道，徐悲鸿患有高血压，经常要戴着这个“降压器”。徐悲鸿身体状况不佳，二人也不便多谈，便只是客气一番，徐悲鸿问了一些李桦的旅途情况，便分手了，二人此后的见面也不多。

彼时北平艺专的暑假已结束，李桦来不及安顿生活的细节，便投入到教学中去了。

天桥人物 1948年 李桦 绘

徐悲鸿亲为李桦题跋

李桦的教学初体验颇让他有“狼狈之感”：彼时艺专没有木刻专业，直到拿到授课时间表，李桦才得知自己教授的是西洋美术史课程，连他自己都曾在文章中说“吓坏了”。李桦手上没有现成教材，又不是专门研究史论的理论专家，就连备课的时间都不充裕。于是他放下行李就开始编著讲义，在这半年里，李桦除了上课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这样的情况直到寒假才有缓解，1948年新年，广东人李桦在异乡北平看到了北方式的“热闹”，首次在北方度过新年让他觉得特别新鲜。元旦时，李桦和同事一起来到了徐悲鸿的“蜀葵花屋”拜年，与徐悲鸿相谈甚欢。两人都谈到了国画改造的问题，徐悲鸿主张人物画一定要刻苦学习写生，然后才能达到形神兼备。对李桦来说，虽然没有学过传统的笔墨，但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加之谈话发生时的近几年他也画了一些水墨画，对此道并不陌生。初来乍到，对北方的风土民俗很感兴趣的李桦更是常去天桥一带写生。

“南腔北调——李桦笔下的北平”的策展人丛涛总结，李桦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加之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使得有素描、速写功底的李桦在不受传统笔墨程式束缚的情况下，创作出了《天桥人物》系列作品。

听说李桦也画国画，徐悲鸿很是兴奋，表示“一定要看看”。这套画是李桦在教课与泡图书馆的间隙创作的，在前门的所见所闻让他对现实社会中的人民生出同情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形象资料收集、在天桥地区的写生，李桦数易其稿，终于选出了七八张装裱成册。

1948年3月的一个下午，徐悲鸿“忽然”出现在李桦的宿舍里，一见到李桦便劈头问道：“李先生，你在天桥的画完成了吗？可以给我看看吗？”李桦回答：“当然可以，但画得不好，还未能完全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故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看。”李桦把画交给了徐悲鸿，徐悲鸿当场坐下看了起来。李桦屏息站在徐悲鸿身畔看着他看，此时无声胜有声，李桦能感觉到徐悲鸿的兴奋，似乎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语言，徐悲鸿终于喟叹一句：“你画得太好了。在这里是看不够的，可否让我带回去细细地欣赏呢？”

徐悲鸿“借画”半个月之后，李桦登门征求徐悲鸿对《天桥人物》的意见，徐悲鸿拿出画册，但却说道：“还未看够，以后还要借来欣赏的。”诚然，徐悲鸿一直肯定只有画好人体写生才能画好人物画，而李桦的《天桥人物》正是其观点的有力佐证，他评李桦的这组作品“用笔流畅”、“更注意刻画人物的精神和动态”、“传神阿堵”，实属佳作。更让李桦惊喜的是，徐悲鸿竟在篇末为李桦题写了一篇跋文：“几个南腔北调人，各呈薄技度余生。无端落入画家眼，便有千秋不朽情。李桦先生早以木刻名世，频年以还，益潜心墨画，所写风景人物，无一不精。此为先生教授北平艺专时，课余画平市拾掇之小人物写影，刻划入微，传神阿堵，尤于人物之性格动作表情，俱细微体会，而出之极简约之笔墨，洵高雅之杰作也。以此而言，新中国画之成立，其庶几乎。”

丛涛介绍：“‘南腔北调’一语，既是此次展览的题目，更曾是鲁迅的自嘲，其实对于徐悲鸿、李桦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这‘不入调’、‘不入流’的‘南腔北调’，恰恰自成一格，形塑了今天的艺术面貌。”

李桦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聘书

速写见性情

李桦、徐悲鸿在交流中提到的关于前门及天桥人物的作品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在分别馆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天桥人物》，还有一部分就是此次展出的“前门速写”了。而“前门速写”正是李桦创作《天桥人物》所积累的素材、“副产品”。

李桦在前门游览时的所思所见已难觅文字记载，但好在这批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探寻画家生活轨迹、思想状态最直观和生动的方式。这些作品，就像是李桦所见情景的投射，简约却忠实地呈现了画家眼中的北方民风民俗。这些笔触构筑出的画面情景能引着观者进入到那个喧嚣热闹、三教九流汇聚的旧时前门，感同身受。

在这些画作中，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北京地标性建筑北京东站、金水桥、华表；可以看到前门附近的民居、大车店，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坟茔墓碑。观者还能看见生活、工作在前门地区的百姓，他们中有耍把式的艺人，也有磨刀、推小车、拾粪的劳动者。前门之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李桦在京西煤场写生时画的两名矿工的作品，两名工人并不像很多表现矿工苦难的作品中那样辛劳甚至是痛苦，相反，李桦笔下这两名分别叫做连胜和二秃的矿工是悠闲惬意的，甚至有些自得之感。

在本次展出的画作中，还可以看见多幅小吃摊的作品。一幅作品中，细致的画家还画上了食客骑来的自行车——这也正是李桦生活情趣的一种体现，对于吃和生活细节的关注，恰恰是一种自然平实生活状态的流露。同样也最能见到一位艺术家丰满立体的真性情形象。展览开幕时，曾经与中国台湾画家合作画了12幅北京景观的青年画家杜汇也在现场：“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土民情，北平式的民间场景、市井生活在李老先生笔下生动地表现开来。这种速写式的记录，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的质感和温度。”

这些画作在胡同里长大的老北京杜汇看来是很接地气、有温度的，相较于木刻版画，李桦的这组作品“更有温度、更有代入感”。作为一名80后的艺术创作者，北京也经常作为图像出现在杜汇的画面中。“与李桦老先生不同的是，我想表达的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是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家’的北京。相同的是，我们都用手中的画笔，饱含温度地记录下了所看到的一切。”

策展人丛涛说，来到北平的李桦刚刚创作完自己最重要的木刻作品《怒潮》组画，正处于艺术上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因为远离了作为政治漩涡中心的上海，来到了北平，李桦的生活环境变了，心情也变了。在相对平和的北平，李桦创作出了与抗战时期及之后运动频繁时期都截然不同的作品。

“李桦的这些作品虽然都是速写，有的甚至就是寥寥几笔的勾勒，但是同样能看出其作为木刻画家的功力。这些作品都很完整，构图、人与物的关系都安排得很好，画面都很完整。”丛涛这样说道，“在对于李桦的关注中，我们往往重视那些跟政治运动、民主斗争关系紧密的作品，却容易忽略这些游离于个人代表性风格与时代主流之外的作品。然而，正因为有这些作品，李桦才不仅是一面旗帜、一个新兴木刻的符号，更是一个在生活中的、立体丰满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