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安徽合肥市工人文化宫，人们跳起集体舞。
改革开放后，集体舞带着青涩、含蓄，带有交谊的元素，与穿喇叭裤、拎录音机跳迪斯科舞形成鲜明对比，是那个时期年轻人的又一集体记忆。
马昭运 摄
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展在收藏并展示着我国历史文明遗产和当代艺术创作成就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揭开序幕，引领人们沿着216幅精彩的摄影作品，回溯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程的一个个来自历史深处的瞬间，见证一位位中国摄影者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担当。
为保证展览的专业性、传播力，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高度重视、积极筹备，多次组织召开专项研讨会对展览的主题、内容、呈现方式等进行探讨，充分发挥中国摄影家协会专业委员会作用，集结国内优秀摄影策展人组建团队筹划执行项目，旨在为广大观众呈现一场高质量的主题摄影展览。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摄影飞速发展的40年，要从这期间诞生的浩如烟海的摄影作品中优中选优、组合展示，难度可想而知。时间紧，任务重，尤其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作品输出、原作运输、文字审校、展览陈设等工作齐头并进，虽然事项繁杂，但在主办方和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91年春，上海市“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在闹市区开展便民服务。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每年3月，很多部队和单位都会组织“学雷锋”活动，“做好事”成为小学生作文本上的必写选题。
李前光 摄
披沙拣金，照片是如何选出的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联领导和中国摄协主席团、分党组相关负责人担纲主创，中国摄协主席李舸担任总策展人，中国摄协副主席陈小波、居杨、柳军等分别参与相关环节工作。艺术家方蕾、策展人崔波、摄影家赵云等亦成为策展团队中的成员。
担任执行策展人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特别看重和珍惜本次展览，她说，中国文联、中国摄协第一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一个回顾中国40年沧海桑田巨变的重要摄影展览，有太多话可以说，有太多照片可以选择。
过去十年间，陈小波曾多次在国外策划中国主题摄影展，经常听到西方人惊叹：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的照片，中国人还可以这样讲老百姓的故事，中国人也有如此令人敬重的文化和历史！这更坚定了策展团队的理解，“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展”也要沿着两条线索走：一是做关乎中国人命运的展览，用图像讲述40年来百姓的命运。百姓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就是党的命运。从展览作品中看到党的不容易，国家的不容易，老百姓的不容易，人们才会更懂得珍惜当下;二是做可以看到中国摄影者担当的展览，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摄影者做了什么。除了那些赫赫有名的摄影家的代表作，作为一个影像史的研究者，她认为，让更多不在人们视线里的、甚至不觉得自己重要的摄影者通过这次展览的机会浮出海面。
陈小波有着多年从事图片编辑的丰富经验和大量照片的阅读积累。从老一代摄影家茹遂初拍摄的北京地铁2号线早期影像，到当代摄影新锐邸晋军的湿版原作，从贺延光、解海龙等新闻、纪实摄影领军人物捕捉的经典瞬间，到李学亮、王建军等风景摄影家聚焦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她选择的照片内容涉及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多重面向，也体现出摄影发展的多种方向。在她看来，寻找照片的过程虽然辛苦，其实也是一个充满喜悦的过程。
陈小波秉持自己多年图片编辑工作的三个标准：一是写满历史痕迹；二是有诗性；三是有情感力量。她并不笃信所谓视觉冲击力，反而觉得当一张照片在面前被打开，影像就慢慢地蔓延开来，让人头皮发麻，心脏咚咚跳，甚至流出眼泪，那一定是情感充沛的照片，有动人力量的照片。
甄选照片的过程更加艰辛，边收集，边对比，展览的初选照片还是达到了400多幅。历经主办方和主创团队的多次审慎研讨、论辩，才最终确定216幅入展作品。尽管筛选的过程中难免遗珠之憾，但陈小波和策展团队一直坚持着自己严谨的态度、挑剔的眼光。她说：“我对待每一个展览，都像做第一个展览那样用心。”
2010年5月，山东兖矿集团在邹城举办相亲文化节。
婚恋成本上升，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社交圈小、享受独处……一万个单身的人，会有一万零一种单身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越来越多元化，婚恋观更加复杂和难以量化。
2017年全国登记结婚共2726.7万对，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929.8万对。
李舸 摄
1986年2月,第一批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刘建军（左一）、吕利民（左二）在山西省吕梁地区离石县坪头村的学生刘志英家家访。
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党政机关抽调干部，参加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1985年到1988年，共派出近五万人，参与培训中小学教师40万，职业技术人员15万，中学生15万，各类长短培训班1600余个。
刘宇 摄
剥茧抽丝，图说是如何写成的
在本次展览的主创团队眼中，照片和文字的关系是紧密的，严格完整、带出历史的图片说明能够增强每一幅照片的“厚度”，增强影像的价值和魅力。尤其是面对本次展示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点滴，如何帮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瞬间？如何充分讲述画面内外的故事？主办方邀请了《国家相册》导演郝方甲、撰稿李明来完成本次展览中图片说明的撰写工作，希望照片与文字互动，在图与文之间连起一个大时代。
当一张张照片摆在眼前，撰写团队才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和大量的工作。仅是图片说明，他们就写了总计超过5万字，最终定稿3万余字。每张图片约200字的说明，需要做的“功课”不可小觑。
郝方甲形容找资料、写说明的过程，就像是从照片露出的一个小小线头开始，一点点捋、一点点找。摄影家安哥1981年拍摄的广东省揭阳市市民在操场打羽毛球的画面，除了展示出当时的群众日常运动，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郝方甲开始从网上、书里查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从新华社稿库中检索相关的关键词，阅读大量的稿件。后来，她发现就在揭阳，1983年出生的傅海峰，后来在里约和伦敦两届奥运会获得男双金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卫冕奥运会羽毛球赛冠军的人。她将这两点连成一线，写下：“1982年，广东揭阳，人们在打羽毛球晨练。就在这个地方，1983年，一个名叫傅海峰的男孩出生了。长大后，他连续获得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双金牌，是历史上首位蝉联男双奥运冠军的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在中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羽毛球运动人口超过2亿。”每张照片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故事，要再压缩成几百字反而不易。几乎每张照片都需要经过这样一番顺藤摸瓜。
这样得心应手的工作方式也来源于制作《国家相册》的经验，即围绕照片要找到“点、线、面”：找“点”，就是首先要把照片的画面还原出来，把隐藏的小信息都还原出来；“线”就是要看到画面展示出的地点、人物等同时发生的事，乃至在大的时代发展背景中是怎么发展的；“面”就是画面中反映出的这件事情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
文字撰写团队的成员们各个都身兼多重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每天抽空查找、编写图片说明。一天晚上，郝方甲想要试试看静下心一次能写多长时间，坐在办公室从晚上19点到23点4个小时一动不动，才写了20多张照片。虽然这项工作琐碎、繁杂，但他们觉得为每幅照片写图片说明就像写一部书，400多张图片的撰写过程，是一次难得的梳理历史的过程，也是对提升摄影认知的过程。通过这次撰写经历，郝方甲觉得，纪实摄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方法，比如镜头里面拍摄了什么人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个画面背后有什么值得讲述的故事，其实都应该是纪实摄影应该关心的内容。郝方甲感慨，摄影师往往忽略了文字可以对照片起到的巨大的支撑力量。这其实也是主创团队的一个初衷，希望能从展览里看到一部书、一个独幕剧、一个真正的图像剧，而不只是堆积的照片。
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严俊昌、严立学、严立坤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偷偷搞起了农业“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沿着这个逻辑，整个中国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这些农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汪强 摄
相得益彰，展览是如何构建的
一个优质的展览并不是只有优秀的展品就足够圆满了，展览的设计、规划、陈列等环节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小波和宋庄美术馆馆长方蕾、艺术家王轶琼第一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展览准备的展厅时，一下子就惊呆了。展厅承载的上一场活动正是汇集东西方经典文物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要知道，任何一个展览都需要搭建、刷展墙等一系列问题，但主创团队觉得，展厅现有装饰、布局、色调与即将举办的展览十分协调。
最终，主创团队决定采用展厅原本的光线条件、搭建方式，展览的具体呈现融入当代元素，吸引观众走入其中，慢慢地看，细细地读，与作品产生共鸣。代表着40年来中国摄影成就的作品将被放进曾经让古代文物绽放光彩的展示区，值得细细品味的摄影原作装置于展柜里供观众近距离观摩，让远古的气息围绕珍贵的影像，这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陈小波认为，此次展览能够如此高效地进行，正是团队作战的结果，“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好的团队甚至能够放大策展人的想法。
在主办方和主创团队的同力协契下，展览在观众络绎不绝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海内外、业内外的普通观众、学者专家的目光聚焦，伴随一幅幅跌宕起伏的影像，见证了历史的轨迹，见证了人民的命运，见证了影像的力量。
1987年4月，四川省平武县，一群白马藏族乡村少年在放学路上结伴而行。
白马人有独立的语言，没有文字，部分语言与藏语相通，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属“白马藏族”，目前约有２万人，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文县、四川省平武县和九寨沟县，主要从事农牧业、狩猎、采药等。
从2008年开始，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对白马民俗的保护和传承。
陈小波 摄
中国摄影报记者李倩 采写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