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少年画出旷世巨作：《千里江山图》妙在哪里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绢本青绿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于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此次《千里江山图》特展备受关注。那么这幅在业内的评价和地位甚至高于《清明上河图》的传世名画背后有什么传奇故事，又该如何解读？
　　18岁少年画出了旷世巨作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浩淼的江河湖水。其于山岭、坡岸、水际中，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水磨长桥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画卷上景物繁多，设色匀净清丽，意境雄浑壮阔。
　　中国古典画家，多半经岁月雕琢和打磨，画技才能超越矩度，自成一家。明清时，山水画家群体中，确定了白髯老人的独尊地位。晚清民初的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更坐实了这种单一想象。但这幅名画的作者，却是年仅18岁的翩翩少年王希孟。
　　少年得志、名动天下，人生得意莫过于此。然而完成惊世名画后，他却如流星般消失于历史的天空，留给后人难解的历史谜团。
　　蔡京透露了王希孟的大概履历。王希孟起初为画院生徒，曾向爱好文艺的徽宗献画，但被认为水平不到家。可徽宗从他稚嫩笔触中，看到了潜在才华。他亲自教授王希孟绘画技巧。学生也不负“老师”期望，不到半年，就创作了惊世骇俗的《千里江山图》。此图呈递后，徽宗大喜，将它赐予宠臣蔡京。
　　在史籍中，关于王希孟的记载便断绝了。明清学者据此推测，王希孟在完成此画后不久即去世。画作后辗转经宋代蔡京、元代高僧溥光，清内府收藏，今卷后有蔡京、溥光二跋，钤“缉熙殿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二十八方。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元代溥光和尚题跋

　　溥光和尚是元代著名书画家，他在题跋中对《千里江山图》推崇备至，“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近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在他看来，北宋著名画家王诜，南宋著名画家赵千里，都难望王希孟的项背。18岁的王希孟独步千载，以皓月之光璀璨于星辰之中。
　　但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却英年早逝，留给后人无限叹惋，也衍生了各种猜测。如清代《北宋名画臻录》，绘声绘色勾勒了王希孟的“死因”，“王希孟，北宋徽宗人，少时有异相，生时有瑞鹤东来，众人皆言有大贵。聪颖博学，善诗文，通音律，工书画，犹善剑术。十岁被召至宫中待驾，徽宗亲授画技，曰‘其性可教’。艺精进，画遂超越矩度。工山水，作品罕见。徽宗政和三年，呈《千里江山图》，上大悦，此时年仅十八。后恶时风，多谏言，无果。奋而成画，曰《千里饿殍图》。上怒，遂赐死。死时年不足二十。时下谕赐死王希孟，希孟恳求见《千里江山图》，上允。当夜，不见所踪。上甚惊疑之，遂锁此图与铁牢，不得见人，而封天下悠悠之口，此成千古迷踪，可叹世人不得而知也”。
　　因进献《千里江山图》受徽宗赏识，因绘制《千里饿殍图》而被赐死。这则史料的真伪与否，难以辨别。
　　不幸的王希孟，生命之花未及盛开便枯萎。幸运的王希孟，用刹那芳华，奠定了画坛地位，留给后世无尽猜想。
　　《千里江山图》究竟妙在哪里？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北宋蔡京题跋

　　看题跋
　　所有亲眼目睹《千里江山图》的观者，都必然会对这件恢弘壮丽、色彩斑斓的巨幅山水深感着迷！此画最令人惊叹的特点，便在于其鲜明的色彩，以及巨幅的尺寸和比例。全画以浓重的矿物颜料绘成，较这时期流传下来的任何青绿山水都要鲜艳，画卷的尺幅更几近12米长、半米高，大小几乎是张择端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的2倍。只见画中峰峦起伏、绵延千里；高崖飞瀑的山间点缀着房舍、屋宇及水榭、楼台；并有水车和桥梁依地势而建，湖上则有渔舟、游船荡曳其间，水天相接，益发突显江河浩渺无尽之意。
　　紧接在这件画卷之后的，是徽宗宠臣蔡京的题跋。在跋文中，蔡京说明了此画是徽宗皇帝于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所赐予的礼物，而画家的名字叫做“希孟”，曾为“画学”学生，18岁即被召入宫廷，并在众多画家间雀屏中选，获得徽宗亲授画法，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绘制完成这幅长篇巨作。由蔡京题跋的时间，可得知《千里江山图》最迟完成于政和三年（1113），但“希孟”究竟为何许人？即使遍查史料，甚至是记录徽宗当时画院活动的《宣和画谱》，仍是无法得知。唯有从画作上清初收藏家梁清标的题签和宋荦的题画诗，我们才获悉“希孟”姓“王”；而宋荦更进一步推测王希孟画完此图后不久，即于20多岁英年早逝，但对于这样的说法，迄今仍无从得知或证实其来源依据。
　　相较于王希孟永远成谜的身世，《千里江山图》画卷本身则透露出更多有关王希孟的艺术成就，以及流行于北宋的文化和艺术风尚等讯息。如在蔡京的题跋之后，元代溥光和尚于其题跋中即对《千里江山图》赞赏不已，如下感叹道：从自己15岁初次观赏这幅画作至今，已看过近百回，但每次展卷仍折服于画家的巧工绝艺，并得到全新的感受。毕竟这件作品设色鲜明，布置巧妙，即便宋代画家王诜、赵伯驹的作品都无法与之媲美，将此画置于古今丹青小景中，诚可谓“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确实，任何人面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此般巧夺天工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兴起如溥光和尚一般的感受吧。然而，在此也应留意溥光的身份：他既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慧眼独具的鉴赏家，正因如此，当他将王希孟与王诜、赵伯驹两位画家相提并论，并盛赞其画作在古今青绿山水中“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时，必有其深意。
　　溥光和尚提到的两位画家——王诜与赵伯驹，正好都是宋代的皇室成员，而两人在“复古”李思训的青绿山水画风上，亦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徽宗皇帝本身也受到文人“复古”观念影响，不仅收藏李思训画作，还亲身临摹其作品。尤其北宋宫廷丰富的艺术收藏，正足以提供院画家学习古代大师典范的机会，如传世的一幅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便是徽宗命院画家对内府所藏唐代仕女画家张萱的原作进行临摹。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王希孟在徽宗的引导下进行《千里江山图》之创作，很可能意味着他也同样受到徽宗艺术品味的强烈主导，又或者徽宗曾向王希孟展示宫廷藏品中的李思训或董源画作，作为他学习临摹的教材。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中国第一长桥利往桥和垂虹亭

　　政治讯息：11世纪中国第一长桥入画
　　《千里江山图》呈现的高度写实技巧，似乎也传达了某些微妙的政治讯息。据学者考证，此画所描绘的是江南湖光山色及人文景观，包括了大量建筑及构件，如住宅、园林、寺观、酒店、桥梁、水磨、舟船等，而其中最为醒目者，则莫过于画卷前半段中央的一座木构长桥。此桥之描绘相当仔细，明显可见桥中央有一座两层楼高的亭阁，倘由其外观判断，应该就是位于苏州南面吴江中、建于庆历八年（1048）的利往桥和垂虹亭。
　　这座规模巨大的长桥屡见于宋代的文献中，不仅大文学家如苏舜钦、王安石都曾为之歌咏，大书法家米芾的传世墨迹《蜀素帖》中亦曾提到过垂虹亭。
　　这类《千里江山图》中的跨江长桥，不仅代表北宋在工程技术上的卓越成就，同时也反映出中晚唐以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到了北宋末年，江南的艺术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逐渐受到士大夫高度的评价，甚至宫廷中亦莫不流行“江南风”，而江南景致在当时也成为最富诗意、最适合“入画”的题材。王希孟以写实的技法，逼真地呈现这一片色彩绚丽、犹如仙境般的江南风光，遂成为徽宗治下大好山河的代表，让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相信自己的王朝将如绘画般真实美好，垂世不朽！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局部。层叠山势随溪谷路径之迂回曲折，制造出“深远”的效果

　　鸟瞰视角，“深远”效果
　　无论过程如何，徽宗宫廷画院得以诞生出《千里江山图》这般作品，其结果的确令人十分惊艳！相较于唐代的青绿山水，这件作品的技法更为写实而复杂。一方面此图采鸟瞰视角来描绘景物，并借山势随溪谷路径之迂回曲折，制造出“深远”的效果，不仅空间层次清晰，远近距离的处理更是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全画虽使用重彩设色的画法，但在石青、石绿等颜色之外，还以赭石来渲染山脚、天色，并以笔墨线条皴染山石，使山峰的立体、明暗效果格外写实生动。显然，王希孟的艺术成就超越了自唐代李思训以降所有擅长青绿山水的大师们。
　　不过，王希孟虽借由完美结合宋代魔术般的写实技巧和唐代色彩富丽的宫廷风格，创造出足以与北宋精致艺术及美学相匹配的绘画，但他并非徽宗朝唯一达到这项成就的画家。同样采用青绿山水画法且达到写实精神极致者，还有李唐。台北故宫收藏的《万壑松风图》上，即有李唐“宣和甲辰”年（1124）落款。
　　只见全幅的山水被安置在精心设计的空间结构中，除了突显出山壁的侧面性，亦刻意压缩前后景物之间的距离，使地平面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空间幻觉。画上虽敷染浓厚的青绿颜料，唯由颜料剥落之处，仍可见到每块岩石的立体感和粗糙坚硬的质感，完全是借由“斧劈”的皴法层层叠叠、一刀一斧刻凿出来；而攒簇的松叶、湍急的水流，则是以细笔一丝不苟地勾描，逼真入微。李唐以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技法，带领观者来到恍若真实的幽谷，面对成排的松林，仿佛听见潺潺的泉瀑水声。
　　道教色彩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成功借用了唐代的绘画典范，将它转化为具有宋人情趣及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此画不仅代表了徽宗宫廷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图像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同样耐人寻味。一些现代学者指出，宋代青绿山水画中的石青、石绿颜料，和道教长生不死的王国有关，这点与历史记载徽宗崇尚道教的背景不谋而合，或许可以解释此时青绿山水在宫廷受欢迎的原因。
　　就王希孟山水画之解读而言，由不同的文化脉络切入，自会产生不同的观看方式，即诚如画卷后溥光的题跋所云：“一回拈出一回新。”人们自可将《千里江山图》视为徽宗或当时宫廷对江南文化的一种渴慕，抑或徽宗心中期望建立的道教不朽王国；又或者也能将其看作是为了颂扬北宋王朝而精心绘制的一幅杰作——如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般描绘了徽宗治下辽阔疆域的和平繁荣景象。但无论如何，可以确信的是，在每次展卷、收卷之间，此负载了北宋艺术理念和精髓的《千里江山图》，都会让观者的想象力在其中漫游，仿佛重新引领人们回到那一个万象变异纷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