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协画院的创新改制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大河美术》约的一篇文章，发在3月15日的该刊，发的时候有删节，这里发的是原文。经常有媒体向我约稿，但能发出来的较少，因为写的时候尽量拿捏分寸，但还是总有火药味。我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因为底线在不断的往低处走。    ——曹喜蛙按语

　　自2007年，吴冠中接受采访时发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别养一群不下蛋的鸡”的言论后，艺术体制的改革与艺术自由等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家讨论的视线。而且近年来，取消美协、画院的呼声甚高，从未间断。 这里的“美协”不应单指各个层级的中国美协，还包括各类官办的美术社团组织，这里“画院”也不专指国家画院，还包括各类官办的美术创作和教学研机构， “画院”“美协” 合起来泛指各类官办美术机构。 实际上， “美协”与“画院”本身都没有错，就像“鸦片”和“毒药”作为物质本身的存在是没有错的，只是越位或错位了。

赵巧云 油画 《阳泉山居》

　　不管是美协还是画院，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国计划经济发展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宣传作用。建国前，对掀起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等革命运动以及抗日救亡运动，对组织群众参加反侵略反极权反专制的人民战争，都曾产生过积极的“革命”作用，尤其对高举革命旗帜、统一革命队伍、塑造革命精神、激发革命热情、献身革命事业、纯洁革命集体、歌颂革命英雄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革命美学”的推动产生过不可替代、史无前例的重要作用。建国初期，对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封锁、围堵等特殊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也都有一定的不可抹杀的贡献，将其“革命”“宣传”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赵巧云 油画 《红绿灯》

　　“革命美学”是白色恐怖年代的特殊产物，迄今有着不可摇撼的史诗地位和伟大意义，即使今天彻底否定“革命美学”显然是有所偏颇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但是战争年代及类战争年代等特殊时期的为专供“革命美学”“革命文艺”的革命需要特设的机构的一家独大，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艳的新时代，显然需要新机制、新体制，构建一个富裕、开放、法制、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美术生态，显然需要的是新的文艺体制，那种革命战争年代的“专供文艺”一家独大的革命宣传体制显然落伍了显然不适应了，这种不适的最大标志就是“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的“文革革命美术”。文革革命美术是“革命美学”“革命文艺”最歇斯底里的烂殇和病入膏肓，各种棍子、帽子都是 “革命美学”“革命文艺”在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极端产物，那个年代只有一种颜色是革命的，那就是红色，除了红色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失去了艺术的功能。

丁秋发 油画 《花语》

　　“文革期间”曾经被列在革命阵营、进步阵营的美术家们几乎都被打倒，黑名单一串一串，除了个别真正得了精神病的艺术家如石鲁、 沙耆 等个别之外，漏网的鱼很少。曾经为革命宣传摇旗呐喊的很多大艺术家们都被莫名的打倒，以致后来需要创作新作品时，总要从“干校”“牛棚”临时去解放人。即使1979年后拨乱反正，很多曾经的大艺术家还是没有从 “革命美学”“革命文艺”的歇斯底里噩梦中醒来，始终日日噩梦，不少人终生未治愈。

丁秋发 油画 《给椅子洗个澡》

　　《万山红遍》系列作品为李可染先生典型“革命美学”的代表之作， 作品取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之词意，气质雄壮豪迈。作品不凡之处尤其是作者将红色发挥到极致，用了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色。这批作品创作在文革前的1962-1964年间，共创作了七张尺幅各异的《万山红遍》。李可染早期主攻人物画，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改画山水。而以人物画为主的艺术家，有的后来主要画领袖像，如油画家靳尚宜先生的一些代表作品也是领袖像。还有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于1953年完成了这幅作品，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为董希文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典型的“革命美学”的代表作品，但在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原因，原作不幸遭到两次修改。

申树斌 油画 《意志之塔》

　　文革期间的美术虽然是极右主义的极端典型，但是“美协”“画院”在当时已经显出对新时期的不适，尤其改革开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美协”“画院”的另一面也展现了出来，这就是造就出来新的官僚主义艺术群体，客观上呈现为艺术官僚和艺术贪腐。所谓艺术官僚就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不管是美协还是画院都成了挂牛头卖狗肉的“官场”和“艺术权力的寻租场”，这里不比谁的作品有创新比的是谁的官大谁是主席院长，有人为了当上主席院长不惜行贿，有的当上主席院长后开始索贿，所谓美协会员、理事等等据说都是明码标价。
　　新的历史时期并不意味着不要“美术宣传”，但是一直对旧有的体制没有改革，像依赖鸦片、毒药一样过度依赖“美协”“画院”显然是个问题，本来美协就是社团机构，本来画院就是学术机构，国家依然把它们当政府机构养着，为什么不能壮士断腕、戒掉恶习让它们回归到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的本位？完全可以创新机制比如以基金会、政府采购、社会招标等方式完成党政宣传任务，在别的行业早都已经开始执行的新体制、新观念、新政策为什么不能在美术行业引进？相信有关高层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显然只是政策出台时机或时间问题，让我们有目共睹。

曹喜蛙

　　曹喜蛙，艺术评论家、诗人、互联网哲学家，曾任多家媒体总编、主编，著有《赢在互联网》《和明星去旅行》等专著。曾获全国哲理诗大赛一等奖、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图书奖、雅昌艺术网年度最佳艺评人等。艺术评论代表作有《起哄艺术简史》《中国行为艺术起哄简史》《中国当代艺术新一轮抢位大战的炽热化》《2017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价格指标体系》《当代艺术收藏需要一个圈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