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及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世界里，袖海楼收藏，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收藏的价值，在于藏品的品质与意义，袖海楼收藏的独特性，就因为有一位独特的主人，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
“袖海楼”的斋号，出自苏东坡的“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这两句咏石的千古佳句，写苏轼在山东蓬莱海边捡拾海石的感受，以石喻海，也点出了收藏的趣味与精神。
吴昌硕《四天花卉展》∕1895年作品∕袖海楼收藏
历代中国书画收藏家，都是传统的朝廷与文人，袖海楼主人杨启霖（1917-1998），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书画藏家。
他生于广东潮安，少年家贫，无力读书，只好离乡背井，随祖母“过番”南来谋生。刚到新加坡时，只有身上穿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把雨伞，举目无亲，只能以劳力谋求三餐温饱，在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一家商行当劳工。因工作勤奋，被老板擢升为督工。
1941年底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军入城时，在驳船码头附近桥头杀人示警，一时风声鹤唳，没有人敢上班。这时刚好有一艘货轮，载有其商行的货物到来，却没人敢去卸货。杨启霖因平时人缘好，得到一批工人挺身义助，大胆到码头卸货，暗藏在垃圾车里偷运出来，让公司免于倒闭，还赚了大钱。公司给他大笔赏金，并擢升他为货仓管理人，晋升为管理层，学到许多做生意的知识。
二战结束后，商行老板支持他创业，合作专营树胶和土产转口贸易，1951年韩战爆发，树胶价格猛涨，公司盈利大增，杨启霖一夕致富。
1963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生对抗，印尼土产无法运来新加坡，他又灵活应对，安排把印尼原料卖到香港，再转运来新，盈利丰厚，奠定事业基础。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开始推动工业化。杨启霖审时度势，设厂经营原料加工，成功扩大事业规模。
事业成功后，杨启霖和早年许多本地华商一样，热心社会公益，长期担任同济医院等多个慈善机构的董事。
如此背景和经历，和书画艺术全无交集，却能成为一位书画藏家，使袖海楼收藏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
徐悲鸿《钟馗》∕1939年作品∕袖海楼收藏
和多数藏家不同，杨启霖最初购买书画，只为了经商送礼。
50年代初他开始经商时，新加坡河畔许多潮籍同行的公司里多有悬挂书画风气，他偶尔也会买些书画，挂在办公室应景。
当时有一位日本商家到他的公司谈生意，看见挂着一张齐白石的画，很喜欢，杨启霖就拿下来送他，日商很高兴，当下就做成一大笔生意。
他说和这位日本商家应酬花费不少，却一直无法谈成生意，没想到一张画就“解决了”，让他觉得很奇怪。但杨启霖和一般商人不同，并不因做成生意就满足，而是觉得人们为何会对齐
白石这么感兴趣，就开始向朋友请教，渐渐有了认识，开始了个人最初的收藏。
如此收藏起步，可谓无心插柳，和一般传统书画藏家大不相同。
两大独特品鉴法为藏品把关
杨启霖最特别的一批收藏，出现在60年代期间，因当时文革开始，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以批发形式大量出口，装箱大批运到新
加坡几家与中国有来往的贸易公司。
杨启霖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往往以整箱包下的方式购买，进口商都喜欢卖给他，甚至货一下船就整箱从码头直接送到他的公司。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
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
60年代期间，上海朵云轩销往新加坡的书画，杨启霖也是最大的购藏客户。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许多书画家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他几乎每场必到，并往往购买全场最主要的作品。
80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虽然年事已高，他仍兴致勃勃半夜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竞标，可见他对书画收藏的热衷程度。
从水客、友人、画家、画廊到拍卖，杨启霖的藏品来源，完整反映了20世纪新加坡收藏中国书画方式的时代历程，特别是整箱成批购藏的方式，更是一段特殊的时代机缘，是袖海楼收藏
的一大特点。
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经过40年积极购藏，全盛时期的袖海楼累积古今书画近千件，成为新加坡重要的中国水墨书画收藏。
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袖海楼收藏
鉴定与选择，向来就是收藏中国书画一大难题。
杨启霖处世精明，他自知学识有限，便以两个独特的品鉴方式，为自己的收藏把关。
其一是在购藏前向专家好友请教，尤其是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更是他长期请教的两位“把关人”，“袖海楼”的斋名，就是1972年陈宗瑞所取。
其二是购买后的“雅集品鉴”。
多年来，杨启霖都会不定期邀请友人同好到他家雅集观画，一般是约在周末午宴后到袖海楼喝茶。杨宅为旧式楼房，适合张挂大画，由前厅、后厅到二楼大书房，四壁都会挂满书画，供客人观赏，如有特别要求，则再另行取出，在书房的桌案上欣赏。
每回悬挂观赏的书画，他都会安静地在旁相陪，听取大家的看法，有时也会主动请教，但无论客人评价好坏，他都平心静气，虚心求教，从不争议。
这些不同意见，都是他学习参考的宝贵知识，也是他对自己所购藏书画的再次审核。
这两种品鉴方式能行之有效，关键是能清楚了解所请教对象的学识与品格，方不致为人误导。对此原则，杨启霖始终能冷静把握，长期坚持。
这种“多元品鉴”的判断方式，是袖海楼收藏的一大特色。
任颐《爵禄是荷》∕1884年作品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这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风格的画作，构成袖海楼藏画的多元面貌。
其中两组藏品最具有代表性意义，一为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这是中国水墨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表性画派，另一则为民国时期南来新加坡的画家。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启霖所喜爱，还收藏了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成为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
除中国水墨作品，杨启霖和新加坡多位先驱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均为好友，也收藏他们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代及民国为主，杨启霖有传统藏家偏好大画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数量大，涵盖时间长，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具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
进入新世纪的袖海楼藏画，收藏内容与数量均有所更动，与全盛时期不尽相同。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袖海楼收藏
藏画的价值，在于藏品所体现的艺术与意义。
袖海楼藏画的历史跨度长，约自16世纪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过渡到近现代的重要历史阶段，传承千年的中国水墨画在数百年间，出现空前激烈的变化，充满试验性和开创性的表现，呈现了一个古老文明如何面对挑战、奋起探求新生的转型过程与精神面貌。
虽然受到海外收藏管道的局限，袖海楼藏画未能构成完整的时代收藏，但各时期不同画派的作品，大致均在其收藏范畴，整体中国水墨艺术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依然可见，这是袖海楼藏画的艺术意义。
新加坡和中国书画发展的特别关系，以及杨启霖的个人特质，则构成袖海楼藏画独特的南洋意义。
由于历史因素，新加坡的中国书画市场，向来以近现代画为主，对中国近现代水墨新画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支持力量，成为中国水墨画发展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南洋因素。袖海楼藏画就是一个具体实例。
袖海楼主人杨启霖虽然缺乏文化背景，最初收藏动机亦非因爱好文化，但随之激发的收藏热情，却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仰慕之情，体现的是一份尊重传统文化的朴素感情。
这种朴素的感情，普遍存在于早年南来新加坡及南洋各地的华人移民之间，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深厚的底蕴。
杨启霖独特的品鉴方式，所表现的灵活应变，正是新加坡早期南来华人移民自力更生精神性格；而袖海楼藏画“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亦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轨迹相同，可说是一项体现着新加坡精神的艺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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