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6199？乡村留守人的悲伤字符

   2016年12月9日，一场必须要低头去看的展览引起了人们热议——展览中，原本应该被放在墙上的作品却被放在了地面上的混凝土砖块里，整个展览现场常规的“白盒子”空间也被解构，变成了由脚手架和混凝土搭建的“城市工地”。这场名为“低头思故乡”的展览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办，由叶敬忠教授（院长）、潘璐副教授担任学术主持，由敖松副教授担纲艺术设计。展览将“乡”作为学术主线，集合了敖松、陈梦莹、黄国展、胡佳、鲁益宁、韦应丹、辛陈伊囡、于红雨、郑子聪的共124件摄影作品。在展览现场的二层平台上，敖松的一件以“门”为主要切入点的综合装置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低头思故乡”从表面看是传递对游离“故土”的情感寄托，而在深层面上，它聚焦的是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相关问题。现场最为真实的镜头记录，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逐步凸显的这块伤疤揭露出来，让我们看到目前乡村留守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了大众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目前中国乡村留守人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留守人口正面临着怎样的苦痛？我们该如何去干预？艺术介入乡村又是否真的有用呢？

   “386199”留守人口的伤痛字符
   “386199”，乍一看这串数字，你可以会以为这是电话号码或者邮政编码，但如果我们把这组数字分解开，“38”、“61”、“99”其实是“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的缩写，从更深一层来讲，这组符号揭露出了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伤痛。留守人口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目前乡村留守人口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在展览现场，叶敬忠教授透露：“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对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1世纪初。可能大家一直以来看到的都是国家经济的增长，城市快速的发展，但其实在飞速发展的背后，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比如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力乡城流动大潮中，乡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所以无法避免的，大量的孩子、女人和老人就被留在了农村。‘386199’背后所代表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不仅是目前中国乡村留守人口中的三大群体，也是留守人口的伤痛字符，是这些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了代价，而这种代价，是家庭的分解，情感的缺失。”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教授

   面对中国乡村留守人口问题的不断膨胀，叶敬忠教授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分析与思考。从华北平原的河南、河北到陕北的陕西、甘肃、山西，再到西南偏远地区的云南、四川、重庆，叶敬忠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到中国各地的乡村，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通过出版相关学术成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调研、研究留守人口现象发生的原因，导致的影响，同时，叶敬忠教授及其团队也在进行公益实践活动。从2007年开始，叶敬忠教授的团队就在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的乡村以及全国十几所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发起了支持乡村留守人口的干预行动，通过建立村庄留守人口活动中心、图书角、视频交流室等，对留守人口进行关爱教育，倾尽全力疗愈留守人口的情感伤痛。

   探寻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共通基因
   据叶院长介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对于中国乡村留守人口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而这次以“低头思故乡”展览形式的呈现，则是该项目首次与艺术进行跨界的尝试，展览现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模式被大众的认可。在人们已有的思维认知中，人们总是觉得学术自身的严谨性导致了其受众之寡，而艺术的专业性也使得艺术常常很难被艺术圈外的人理解。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潘璐副教授

   “低头思故乡”的展览，让我们看到了学术与艺术的交叉与融合，也感知到在这两个学科背后，其实暗含某些共通的基因，正如敖松老师所说“所谓‘学术’和‘艺术’都是我们人给予的定义，但其实所有旧的观念，终将会被新的观念所打破。很多人认为‘学术’是理性的，而艺术是感性的，这样去定义其实太过简单，感性与理性其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也更不是割裂开来的。正如此次展览的创作，其灵感发生是感性的，但其呈现过程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作品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敖松副教授

   “可以说展览‘低头思故乡’，在将大量对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研究数据和学术成果作为坚实根基的同时，以艺术介入的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与艺术的多元形式进行融合运用，通过摄影、装置、影像等作品形式，共同揭露出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生活现状。这个展览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人和村庄，正如本次展览的前言作者潘璐老师所说：“这是我们时代最严峻的故事。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都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它们承担着诠释与行动的时代使命”。
   艺术究竟是在良性介入乡村还是侵占乡村？
   目前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问题，正逐步被政府机构、社会大众等所关注。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从2000年以后，“艺术介入乡村”正成为一种风潮，很多的艺术高校、艺术家、艺术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入乡村，试图通过不同的艺术方式，对乡村进行介入，而随着“艺术介入乡村”风潮的深入，褒贬不一的声音也开始沸腾，有人认为“艺术介入乡村”是对乡村发展的一种新模式的探索，而有人则认为“艺术介入乡村”是对乡村的一种“侵略”，由此，艺术究竟是在良性介入乡村还是侵占乡村？成为了我们需要去思考和审视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叶敬忠教授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不论是社会学者还是艺术家，对于对乡村的介入必须理性思考，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思考这些你所认为的‘好’的方式是不是真的适合乡村，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村民，因为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语境是不同的，而且艺术家在介入乡村的时候，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把艺术作为手段，把乡村作为资源，去获取个人的利益，或者将艺术与资本结合去获取商业利益，这样的介入最终或多或少都会对乡村造成伤害，而这种介入最终的效果好坏也可想而知。”
   潘璐老师认为，“艺术介入乡村”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跟风，而应该在尊重乡村文化，尊重村民权益的基础上去介入。“我们在有些村子的实地调研中，确实看到一些艺术家在村子里开画室或者工作坊，有些确实给村民带来了好的影响，比如对乡村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对古村落的保护与再设计，但也有一些项目会与村民产生矛盾冲突，使得这些原本就处于劣势的留守人口受到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和威胁，所以我们说艺术家到底该如何去与乡村介入结合是需要艺术家去思考的，如果你把城市的等级结构带入到乡村，并强行加在村民身上，加剧关系的不平等性，这种行为或方式我们是不提倡的。”

   展览“低头思故乡”让大众直面了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沉重问题，也让我们在思考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叶敬忠教授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思考，需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需要如福柯所言，‘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而由此，我们发现对于留守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直接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让流动到城市中的青壮年回到乡村，一种是让妇女、儿童和老人跟随农村青壮年来到城市，但是这两种解决方案都不可行，所以我们能够去做的就是看到留守人，走进留守人，讲述留守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学术研究，通过不断摸索拓展包括著述、展览、影像记录等多元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干预，进行问题管理的学术研究，让中国乡村留守人口的问题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与关怀。”
   “月是故乡明”，“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对于远离故土，身在城市游走打拼的我们来说，“思乡”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或美好、或踌躇、或悲思，所以这一刻，让我们透过展览中这一张张真实的照片，透过那一段段写实记录的文字，一起“低头思故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关注那些为社会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的乡村留守人口，他们不是“386199”这样冰冷的符号，不是被遗弃在乡村的孤独守卫者，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乡亲，是应该和我们一样拥有爱与关怀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