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董邦达的山水画推崇有加

繁简-董邦达《解角图》局部

　　图中这幅董邦达《解角图》，原为故宫旧藏，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纸本设色，纵25厘米、横245厘米。作品背景描绘了乾隆皇帝在南苑进行狩猎和阅兵后的山林旷野，卷首有《御制麋角解说》：“壬午为鹿角记，既辨明鹿与麋皆解角（指被包围已解除的一角）于夏，不于冬，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过冬至，陡忆南苑有所谓产者，或解角于冬，亦未可知。遣人视之，则正值其候……持其已解角以归。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者，有如是乎……”
　　全图苍山乱石，屈曲丛密的松树，三只麋鹿或爬或低头进食，为人们展现了塞外冬日空寂安静的景象。构图缜密繁复，沉稳又不失灵动的笔墨，精细而无刻露、圆熟之弊，代表了董邦达在乾隆时期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董邦达（1699年至1769年），清代官员、书画家。字孚存，一字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好古力学，书画皆精。他的绘画以墨笔山水见长，善用枯笔，气势磅礴，别开生面。书画、篆隶深得古人之法，山水取法元人。其风格在娄东、虔山派之间，与董源、董其昌并列。董邦达又擅长诗，其山水画上窥五代董源、巨然及元黄公望，近学明人董其昌，论者称之“古今三董相承”。
　　乾隆帝对董邦达的山水画推崇有加。董邦达作品大幅寻丈、小幅寸许，不下数百，许多都“上邀宸眷”，蒙赐御题。乾隆曾赞扬其山水画激发了自己的诗兴，感叹道：“为他山水幽佳处，往往寻题趣有余。”乾隆在评价画坛时弊以及董氏艺术时称：“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前称北苑后香光，艺林都被卿家占。”将董邦达看作画理上的无间知己，谓其山水繁简皆佳、运转自如，认为其笔墨独到，可与画史上最具权威的“南宗”大师董源、董其昌齐驱，可见其山水画在宫廷中地位之高。
　　董邦达广习历代名家技艺，除吸收董巨皴法及黄公望浅绛画法，还受“清初四王”影响颇深。但与“四王”不同的是，他更加重视绘画的生气，作品既能迎合皇帝喜爱的盛世升平气象，又有文人画家所追求的幽远意境。其画作中年秀润，晚年苍浑，用笔在不生不熟之间，绝无狂妄之态。尤其晚年之作沉雄朴茂，极具巧拙野逸之趣，所呈现的文人意趣，继承南宗笔墨的野逸疏放，与董源、董其昌异曲同工。他将文人逸气带入宫廷，与清代宫廷职业画家的华丽装饰明显不同，成为当时宫廷中雅文化的代表。
　　董邦达一生作品宏富。据记载，《石渠初编》、《石渠续编》、《石渠三编》均收录其书画作品，这在清宫书画家中较为罕见，足见清朝皇帝对其作品的认可与欣赏。董邦达的画作也被民间藏家竞相收藏，据不完全统计，文献记载过的董邦达画作达300余件。
　　董邦达绘画光耀清代画史。民国时期刊印的《清史稿·董邦达传》中称：“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曰董源、其昌与邦达也。”1945年于美国出版的《清代名人传略》中称：“董邦达一生所作的山水画甚多，均享盛誉，其中多幅已由高宗皇帝题款。其书画大多藏于内府”。《富阳县志》中称：“邦达工书，尤擅画。篆隶古朴，山水宗法元人，多用枯笔，而气势磅礴，生面别开，乾隆帝为之题识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