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寺文物到中国展览是一种回归

醍醐寺藏镰仓时代《山水屏风》 

　　“日本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将日方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此前少有先例。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副馆长西冈康弘曾表示，醍醐寺文物到中国展出是一种回归，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艺术评论》就此专访了与此次展览相关的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以及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的师若予。
　　2016年5月11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从展览设想到最终落地、正式开幕历时五年。这五年看似稀疏平常，他们每酝酿一个展览几乎都要经历少则几年，多则10余年的时长；这五年又极不寻常，要将对方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此前并无惯例也少有先例，从酝酿到落地历尽艰辛。
　　2011年，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克伦在访日期间，得知日本醍醐寺的文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弘（现已退休）的帮助下，曾到德国举办展览。“醍醐寺文物等级非常高，而且有一些是年代非常早的文物，那次在德国的展览非常成功。我们跟西冈馆长又是有着二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我就萌生了能否在西冈馆长的协助下，让醍醐寺文物到中国来办一次展览的想法。”
　　而展览更直接的源起就是“醍醐寺和中国的关系”。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中国渊源深厚，可追溯至唐朝。
　　唐玄宗时期“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相继入华，标志着“纯密”正式传入中国。长安青龙寺惠果先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后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融合金刚、胎藏二法，创立“金胎不二”学说。公元804年，惠果将“金胎不二”之法授予来长安学习佛教的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创立日本真言宗，以京都东寺为根本道场，故又称“东密”。
　　醍醐寺开山始祖圣宝理源大师，为空海徒孙，传承空海真言宗衣钵，于（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顶建立精舍，供奉准胝和如意轮两尊观音像。寺院得名醍醐，笠取山也随之更名为醍醐山。由于得到醍醐、朱雀、村上等多位天皇的推崇，醍醐寺不断扩建形成现今的规模。
　　也就是说，日本真言宗传自于唐代的汉传密教，西安的青龙寺是日本醍醐寺的祖寺。作为日本真言宗发源地的中国，在经历了历史上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之后，密教在中国内地已难觅踪影，日本的佛教宗派却一直传承至今。
　　另一方面，醍醐寺作为一座世代相传的“木文化”与“纸文化”的宝库，珍藏有包括69000多件国宝，6500多件重要文化财，其他未被指定的佛像、绘画等文物约有15万件，其中很多佛教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唐宋艺术遗风。密宗类文物，很多据传是空海从唐朝带回的样式，后来统称为“弘法大师样”。比如许多画作，明显可见其受到中国唐宋道释画的影响；佛造像方面，可看出其源自唐代长安汉传密教的样式，又体现了日本佛教造像自身的特色，呈现出另一番不同于中国艺术造型的意象内涵。
　　基于日本醍醐寺与中国之间的深厚渊源，西冈康弘和陈克伦都认为应该力促这一展览成行。“西冈馆长甚至表示，他退休后有三大心愿，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中国举办醍醐寺展，这个心愿是为了回报中国，因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然而要在宗教界办这样的展览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酝酿，更何况寺庙文物出国展览难度很大，寺庙它不是博物馆、美术馆，不能和其他博物馆直接签协议筹划展览。”三年前因为别的任务，陈克伦再次去到日本，在西冈康弘副馆长的提议和陪同下，赴京都醍醐寺拜见了座主，并向其介绍了上博的情况。陈克伦说，醍醐寺座主对于办这样的展览非常有兴趣，同时提出，因为醍醐寺的源宗是从西安过来的，西安的青龙寺（现已毁掉）是醍醐寺的祖寺，所以他希望上博能跟西安方面联络，在上博举办展览之后，可以再到西安去展览。“醍醐寺座主认为，这是一种回归。”由此促成这一展览将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开展。
　　随着举办展览事宜的进一步敲定，去年9月初，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带领下，上海博物馆五人一行去到日本京都醍醐寺，实地考察挑选文物，商讨展品目录。面对醍醐寺文物库房满目的琳琅珍品，随行者都感到非常震撼。醍醐寺文物展此前曾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奈良都展出过，唯一一次的出国展出经历是在德国。“我们以此前的三次展出经历为基础，再针对中国的情况增补了一些展品，最终形成现在展览的框架结构，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醍醐寺的源流；第二部分展示醍醐寺的佛教艺术，即醍醐事相，第三部分为醍醐寺从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即风雅醍醐。”
　　李仲谋透露，策划此次展览，最大的难度在于展品的定夺。“醍醐寺的文物，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的比例很高，要想体现醍醐寺收藏的整体面貌，涉及到出国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需要占一定的比例。而日本对此控制得非常严格，超过一定比例需要日本文化厅批准，所以难度相当大。另外日本对于材质脆弱的织绣、纸质绘画、木雕等文物都有非常严格的展览规定，最多只能展示四周至八周，此次展览涉及上海和西安两地展览，展品调整更换事宜更显复杂。” 经过反复协调争取，日本文化厅放宽了珍贵文物出口的数量，上海和西安两地展出的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展品总数的50%，突破日本原来设定的限制。
　　回望醍醐寺的发展历史，日本在明治时代也经历过被称之为“废佛毁释”的浩劫，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很多寺院，为了寻求财源而不得不将佛像和法器转让。在那个文化遗产大量流失海外的时期，醍醐寺完整地继承和保护寺院的一切宝物，连一张纸都不曾流失。于是，醍醐寺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劫难。
　　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这场醍醐寺文物珍宝盛宴中，我们除了看到中日佛教、艺术、文化曾经的交流，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如何学习他们，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令其世代相传。就本次展览，《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本次展览的中国策展方代表，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的师若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