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之后，从者不计其数。为何齐白石戛戛独造，能从中变出，成为继吴昌硕之后的一代大师？除了齐白石的天赋悟性、独特经历、深厚积累、天假高寿之外，也和他与赵之谦、吴昌硕的画学道路不谋而合密切相关。或者说，海派的画学思想激活了他一直拥有并在不断积累的艺术潜能。就赵之谦、吴昌硕的 画学道路而言，他们都强化了碑学法书与印学刀法在绘画中的运用。以书、印名世的赵之谦，倡导以隶书、魏碑入书，又以书入印，从而打通了碑学书、书法印的相 互联系。他的花鸟画一方面拓宽了传统花卉的题材，热带、亚热带的芭蕉、荔枝、铁树等都纳入了他的画题；另一方面则是把书法用笔融汇于绘画，从而形成了他笔 法遒劲拙朴、气象古茂沉雄的风貌。
继赵氏之后的吴昌硕，则在诗、书、画、印上更胜一筹，遂成金石重彩大写意画派的一代宗师。他的突出成就在于以深厚的书法、篆刻、诗文修养入画，并以“重”、“拙”、“大”的力感与意趣，一改清末柔媚轻俏、矫揉造作的习气为真率自然、深沉雄健的笔墨。虽然就其作品的内蕴而言，吴昌硕的艺术还是传统型的，充满了文人画的书卷气和儒雅之风；但就其作品的笔墨而言，这种文雅的书卷气和含蓄内敛的儒雅之风，却被赋予一种古茂拙朴、苍莽凝重、大气豪迈的力度与气象，从而增添了文人画雄阔之中见文雅、纵放之内见含蓄的审美品格。未曾与吴昌硕谋面的齐白石却与赵之谦、吴昌硕的画学道路息脉相通、不谋而合。从书学而言，白石从临习以碑书名世的何绍基体入书，尔后又直接从何体转入碑书，专临《爨龙颜碑》和《郑文公碑》，由此打下了他深厚的碑学法书的功底。
在“五出五归”之后，他着力精研李北海和金冬心的书体。临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和《云麾将军碑》，再参以金冬心的拙朴。此外，他还研临《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曹子建碑》和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的法书以求广博。由此可见，齐白石和赵之谦、吴昌硕的 书学道路十分接近，主要得益于碑学书路，但在师承何种碑铭对象上有所差异。就白石而言，他一方面是从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的法书中体味碑学刚直外张的笔 法，另一方面则直接从《天发神谶碑》中学得雄厚苍茫的气魄。对于他的书学道路，他曾自谓：“书法得于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的最 多。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虽然齐白石不像赵之谦、吴昌硕得益于魏碑和石鼓文，但走的是更宽泛的碑学书路。
从画学而言，海派大写意花鸟画最大的语言特征是以碑学法书入画，形成雄奇浑厚、朴拙苍茫的艺术特征，此谓“金石大写意”。而“重彩”则指以纯色、艳色、浓色勾画花色，形成红花墨叶的对比效果。齐白石之所以在花鸟画方面比他的山水与人物更胜一筹，也便在于他通过自己独特的碑学法书与印学刀法在融通绘画方面于花鸟领域能够得到更加深入、更加自由的发挥与创造，也即海派的画学思想可以更加充分地释放白石在花鸟画方面的自身艺术潜能。
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这些形式语言探索，让他穿越了时代局限而成为中国画形式构成的先觉者之一。他的草虫、花鸟、蔬果的用色，也都体现了海派“重彩”的 特征，喜用纯色、艳色、浓色，再配以墨叶黑枝，从而形成“艳而不妖”的色彩风貌。关于用色的出处，他自己曾说：“外邦颜色有西洋红，其色夺胭脂，余最宝 之。曾于友人处见吴缶庐所画红梅，古艳绝伦。”（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 法与欣赏》）他的草虫、花鸟、蔬果似乎可以无限制扩大描绘的范围，这一方面表明他对于草虫、花鸟、蔬果观察得深入细微，由此达到一般画家难以达到的以形写 神的境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刚健明朗、平直率真的丰富的笔墨表现力，而不会因笔墨的过于奇险、圆拙、沉凝而限制了对象的表现范围。刚健明朗、平直率真的 笔墨个性，也因表现了富有田园气息的乡村花木、田野蔬果而被赋予亲切平易、质朴晓畅、温和敦厚的艺术境界。
以书入画、以印入画是齐白石与海派画学息脉相通之处，但在研摹何种碑学上也显示出他与赵之谦、吴昌硕的差异，由此也成就了他们之间各自鲜明独特的笔墨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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