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逐渐演进为狂狷美进入书法领域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把“中庸”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若“中庸”不及，则降而与“狂狷”者游，亦未尝不可。从这个意义来引申，儒家之“游于艺”者，先得“中庸”而行之，次则“狂狷”。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狂狷”之气：“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随着大众心理的接受和向往，“狂狷”逐渐演进为“狂狷美”进入书法领域。尔后的书法家们，一方面苦求外在的中庸致用，一方面则保留内在的狂狷傲世。狂狷书家有借酒浇狂者，有因诗寄狂者，有以笔抒狂者。总之，“狂狷”就是性情的最后表达。书法家只有将内在的狂狷外现于笔墨形式之下，将心灵深处的狂狷和笔墨精神打通，其所留下的作品才是这些狂狷书家的狂狷之作。

　　在工整的篆书、隶书以及楷书上表现“狂狷美”，存在先天缺陷，行书和草书则成为书家展现心灵“狂狷”的首选书体。魏晋时期的行书，“狂狷美”成为一种风气，其为人格美和艺术美的高度结合。王羲之果断去官隐居，“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发出“我卒当以乐死”的“狂狷”感叹，可谓既行狂狷之事，又修狂狷之身，还为狂狷之艺，实乃心手合一，成为“狂狷美”的典范。后世书家难以超越他的关键原因，在于“事”、“身”、“艺”三者在王羲之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直到两宋，书家极力越过唐法的笼罩，直追魏晋之韵，苏东坡高举“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大旗，摒弃“法”的存在，自书我书，可谓狂者；米襄阳则鄙视柳公权为“丑怪恶札之祖”，可谓狂狷之徒。从这个意义上讲，“狂狷”实际上成为创新的动力之源，“狂狷美”则成为高标时代的审美远见。

　　如果说行书是狂狷者对“狂狷美”的一种尝试输出载体，那么草书则是对“狂狷美”的完美表达媒介。张长史每醉则呼叫狂走，怀素爱酒嗜肉，好博俗名，实为狂僧。有唐一代，此二人，颠后继狂，在崇法的书法大环境中鹤立鸡群，将“狂狷美”表现得自然充分。但旭、素二人草书的理性控制却给“狂狷美”留下了创变的空间。明清书家的横空出世，则成为书法史上“狂狷美”的奇观。祝枝山草书以点代线，点画狼藉，纵横散乱，甚至“时时失笔”，此非狂狷者不能为也。徐文长则是彻底的狂狷之徒，甚至大胆申明：“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显然，“狂狷”之气只有知者能解，“狂狷美”只有知者能通，他是狂者之“身”、“事”、“艺”的又一完美表达。

　　今日之“狂狷”者，则不尽然，或本不狂，或不敢狂，或外狂内不狂，或手狂心不狂，或心狂身不狂。此今日狂狷者失却，“狂狷美”荡然无存的缘故。（降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