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瓶梅》，也称《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成书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位居“四大奇书”之首，屡屡被禁却流传至今。《金瓶梅》只是一本黄色小说吗？你大概不知道，毛泽东曾经推荐过这本书，他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
高渊：自由撰稿人，好读书，求甚解。
记者：《金瓶梅》算是中国最黄的小说吗？
高渊：要按内容构成说，它不是最黄的，《金瓶梅》立足点不在情色上，它是一个市井小说和官场小说，我重复一遍，黄色描写不过是说书人为了抓住听众——主要是男性听众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说书，像今天讲评书、说相声一样，需要些桥段来抓听众，但它不是专门讲这个的。有学者考证，《金瓶梅》抄本最早就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而像后世的《肉蒲团》、《灯草和尚》、《浪史》等专写男女之事，简直要通过性事去证道、悟道，大概才可以称得上很黄或纯黄。
记者：对于青少年来说还是尽量不要看比较好。
高渊：对，身体发育和心智成长尚不健全、好奇心非常强又容易沉迷其中、做事凭血气还很冲动的青少年，乃至一些没有性生活体验、不通人事的成年人，看它容易误入歧途。倒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或不能了解性，而是从这里无法正确的了解性、科学的认识性。《金瓶梅》这种男性色情幻想，极端张扬男性的攻击性、占有欲，忽视或无视女性的性生理性心理，这是种错误的引导；跟现代性科学关于人的生理心理的教育对不上路。这对于生理发育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错误的教育。——就跟让孩子们通过偷窥去了解异性一样。
记者：您认为《金瓶梅》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高渊：《金瓶梅》被禁、被视为色情小说，并不是它价值所在。只是越禁人们越想去看，越能煽起人的窥伺欲望——窥视和偷听，这也是这部小说好些性爱场面、绣像插图的经典描述，总有人在一旁偷窥、偷听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作者记下来有留给更多人去偷窥和窃听。
《金瓶梅》的价值在于，它其实是一本了不起的世情与官场小说。西门庆是一个商人，开着生药铺、当铺和绸缎庄，因为姻亲关系，攀上当朝权臣杨戬、蔡京，“朝廷钦赏了他[蔡京]几张空名诰身札付，就与了爹[西门庆]一张，把爹名姓填注在金吾卫副千户之职，就委差在本处提刑所理刑”，又成为清河县衙门治安管理部门一个基层官员。小说的主体内容，其实是围绕西门庆这个家长、商人和基层官员，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他家里家外的人亲客往、前后左右的交际关系、上上下下的官员往来。小说以“人情世故”为核心写得非常细致全面——如一幅渐次展开的风俗图，即便不如《红楼梦》戏剧化那么鲜明、人性理解那么深透，在社会广度上是很够的。这个书的价值在这里，在官场上，在市井方面。
他在官僚系统里面尽管身份不高，却是有通天本事的人。第七十一回西门庆由副提刑升提刑官，入朝觐见，上朝见到宋徽宗：“这皇帝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才俊过人，口工诗韵，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这描写特别有意思。全书实际上是上自皇帝，一直下来到普通基层干部，整个官员运作系统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官员之间怎么样相互起作用，衙门事务如何运行，市井百姓如何和官僚打交道，碰见什么事了，该怎么解决，纷纷扬扬，洋洋洒洒，写了大大小小许多事情，这方面写得特别精彩，作者一定是官场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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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的官场描写，我甚至觉得比我们很多今天的官场小说写得还要地道。今天也在反腐，很多官场小说也写到这个内容，但很多时候把它定位为官员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让欲望膨胀爆炸了。《金瓶梅》以“人情世故”为核心，去描写人的活动，刻画人的行为，这更符合中国历史甚至现实的实际。在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社会中，每个人的个性、欲望和甚至能力都不关紧要，紧要的是靠人际交往运作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一点我觉得相当准确。上下级关系、平级关系、官民关系，如何相互牵制、如何融洽相处、如何经营得当。这一点，我认为定位非常准确，也表现得非常精彩。
记者：这其实是一种官场文化，官场历来如此。
高渊：至少，可以理解为明朝官场的生态吧，拿来观照现实也不乏参考价值。因为个人理想并不要紧，官员在控制个体欲望方面办法很多、也颇有成效的，但是进入这个官僚体系、进入这个人情关系网的时候，他不能拒绝请托，不能拒绝要求，不能拒绝帮忙，也就是说，绝不能拒绝人情，他自然陷进去了。书里第三十四回“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第四十七回“苗青贪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等等，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官员家属因脱不开人情世故、又贪图些小便宜，很快就把西门大官人甚至夏提刑等一干官吏拖进贪墨腐化的大坑，而一旦出事，西门庆为了保住自己，他们又走更上层的人情路线，打倒对手；大小官员在送礼请客、迎来送往的人情世故里，变官场为游戏场，把权力当玩物，视人命如草芥，大玩各种级别的“打怪游戏”和豪赌博弈，一一写来，非常典型。
西门庆特别善于处理迎来送往的事情，书里写到这样的事情很不少，比如与蔡京有关的蔡御史出京，蔡京的翟管家告诉西门庆，他出京过你那儿，你要设宴款待他，而同行的宋巡按是个关键人物，你请不动他，就请蔡御史代请，一定把他请来，请他们吃饭。于是西门庆照此行事，在家里搭席棚，大摆席桌，请歌妓来唱戏，盛情款待蔡宋二位。这个事一做，让周围同级别的官员，比西门庆级别高得多的官员，如府衙的人都来捧场，知道西门庆有来头，树立他的官场威望。有了这个开头，其他的、如府县衙一级官员为了接待来往的官吏，也主动凑份子给西门庆，委托他来办这个接待。这样的官场事情写得多，而且写得细，把中国官场这种生态运作写得非常好。《金瓶梅》其实是一部比后来《官场现形记》等专写官场的小说还更正面、更深细的官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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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官场描写是小说的重头戏，所占的比例最大？
高渊：这个没作统计，感觉上还是市井官场占比大。由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基本上是从宋元话本演变过来的，如鲁迅所言“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类似于今天的说人事的评书，色情描写之所以那样热闹，其实是招徕和留驻顾客的手段，因此两者是交叉描写的，形成一种节奏，所谓张弛有度。《金瓶梅》主体篇幅还是放在官场这一面的。
另外，《金瓶梅》还有一个地方上的关系网。西门庆本来是一个商人，生意兴隆，那时候宋徽宗喜欢花石纲、古董文玩，西门大官人快完蛋之前，还在通过内部关系想参与国家采购，把这个生意也包揽下来。从商这一块和他经营官场这一块直接相关，逢年过节给哪些官员送礼，送什么礼，遇到突发事件，需要给哪些相关人员打点，都要有人出主意、去执行，因此还有一大帮子帮闲帮忙的酒肉朋友、商贾、清客、文士、术士、僧道、手艺人等围绕着他，如以应伯爵为代表的所谓十兄弟，这一面的铺陈也很广泛细致。如果说性事、商事和官事各占三分之一，色情这一块整体上也是最小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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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瓶梅》里的人物形象饱满吗？
高渊：虽然全书写到了四五百个人物角色，但能给人留下丰满、立体感觉的不多，觉得拿得起放得下，数得着的不外乎三个人：西门庆、潘金莲和应伯爵。其他角色相当类型化。这三个形象，我认为还是处理得比较成功，有他的性格，不会单纯把他视为可恨、可恶或者可爱的类型人。尤其像西门庆这个人，要说他一方面干了好多损人害人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处事和拿捏事物的本事也很让人佩服，相对有一些立体感。但总体来说，《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刻画比较类型化。如果拿来和《红楼梦》比较，这方面就差了一大截。不单是对人情冷暖、人性善恶的理解比较简单，对世态炎凉的看法也没有深度，好和坏、得与失都比较外在化；虽然写作技巧真的花样翻新，但性格塑造比较平面，你是好人你干了好事你就好报，自身的性格不突出。
记者：除了官场描写有价值外，整部小说在伦理方面有何价值？
高渊：整个小说的结构是放在因果报应里面。个人感觉，在第八十回西门庆死之前写得精彩，经商、做官、泡妞处处出彩，商场、官场、情场场场饱满，西门庆总是要风得风、要水来水，像刻意渲染的李瓶儿之死后哀荣也处理得不错。但西门庆一死之后，后二十回黯然失色，成了单纯的世态炎凉和人物报应交代，行善的得善报，作恶的得恶报。貌似果报不爽，其实呆板无趣。
（搜狐文化郭冠华采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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