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世界艺术博物馆不能“有钱就任性”

　　
　　广东省博物馆热展的“高棉的微笑”（此图由CFP提供）

　　梵·高 《夜晚露天咖啡座》

　　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

　　随着中国《博物馆条例》的正式颁布实施，博物馆的教育、研究功能越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一些引进的世界级艺术展览，更是在国内刮起了旋风。像此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永远的思想者——罗丹雕塑回顾展”，现在正在广东省博物馆热展的“高棉的微笑”，都引发了观众极大的兴趣。近些年来，中国藏家到世界上竞买名家作品的热情也日见高涨。而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提交了一份中国建立世界级艺术博物馆的提案，并把一直为此事摇旗呐喊的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上交。
　　那么，中国真的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吗？又该如何规划建设呢？朱青生和其他艺术界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展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图景
　　为中国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奔走呼吁了二十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艺术史专家朱青生表示，从近代开始，中国已经有五代人为这一梦想而努力了。第一代是康有为，第二代是蔡元培，第三代是徐悲鸿，第四代是邵大箴，而他自己属于第五代。其中艰辛，从徐悲鸿身上就可以看到。
　　当年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于德国画廊见到很多名作标价低廉，自己虽然因为学费负债“已及千金”，还“野心勃勃，谋欲致之”，于是跑到中国驻德国使馆求助，无果；又与宗白华、孟心如等商议，想通过国内有识之士“谋四万金，而成一美术馆”，最终还是落空了。与此同时，日本一位画家小岛儿三郎，成功说服了他的朋友大原先生，代为奔赴欧洲四处收购西方名作，于上世纪30年代在仓敷建立了大原美术馆，今天，日本更有罗丹博物馆、国际美术馆、西洋美术馆……为什么文化界的名家们对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一直孜孜以求，梦想不辍？
　　朱青生说：“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首先有助于国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人类整体文明的历史进行了解，让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从小就放眼世界。媒体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瞬间看世界，譬如同步观看世界杯。但要看清人类历史文化的渊源，却需要通过文物‘老相册’，文化‘家谱’来认知，世界艺术博物馆就是这样一座历史实物宝库；其次，世界艺术博物馆是借助对世界艺术品的展示来呈现一个国家对世界的评价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和态度。据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个公立和私立博物馆了，但所有博物馆都属于‘自己看自己’或‘别人看自己’型的，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博物馆来看世界，让别人知道你眼中的世界图景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胸怀及眼光的标志。”
　　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评论家梁江也认为，今天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文化交流增加了，大家看到的东西多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是好事。不过，首先我们要明确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在国家层面上去长远规划，才能奏效，而不能随便看到什么就收什么，有了钱就一味“任性”地买。
　　梁江特别指出：“中国要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必须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文化担当和文明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在世界文化互动格局当中的交流碰撞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艺术博物馆首先是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世界，选取那些跟我们有关系的、在历史上产生过联系的文物艺术品，从东洋、南洋到西洋，再跨越到地球的另一半，眼界不断拓宽，才能反过来成为我们的一种观照，从世界格局当中看清中华文明的历史前行。这样方有利于青少年扩大视野、打开心智、发展想象力。当然完全无关的东西，作为我们了解世界的实物、途径，也是可以的，但并非主线。”
　　评论家徐子林对建立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的诉求同样表示认可，不过，他强调，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物质基础，但我们的文化视野、文化包容性、文化态度及知识积累，才是做成这件事的更重要保证。
　　世界艺术史大会或可成推动契机
　　那到底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是否已做了相关准备？朱青生告诉记者，明年9月，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将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进契机。
　　世界艺术史大会有着“艺术界奥林匹克”的美誉，每四年召开一次，而明年是其自1873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召开。“全世界有三四十个国家艺术史中心、国家艺术史协会，他们的专家都知道中国需要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甚至可以作为志愿者，帮助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藏品。”朱青生说，“我们曾托比利时的老专家Simonet教授买过一张他们国家的小画，他连画框上脱落下来的一点漆都帮我们弄好了，想给他费用，他说他不是画商，只是想帮助中国。这就是西方很多真正学者的态度。但也有一些奸商，想借助这个机会把画价抬高几倍到几十倍，把中国的财富圈出去。这是两种不同态度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借助国家的力量，不借助明年艺术史大会的契机把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提上议事日程，就会给奸商们以可乘之机。”
　　同时，不少国外艺术史专家纷纷表示可以到中国来开课。“法国国家艺术史协会、德国国家艺术史协会和意大利国家艺术史协会，甚至都已经选好了专家等候东风。德国和法国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这个年龄的专家知识积累非常丰富，他们愿意到中国的大学里来培养学生，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到他们国家去读博士。现在国家教委也有一批特殊的奖学金准备支持这一项目。”
　　朱青生还透露，北京大学正在推进世界艺术史研究中心的建立。而卢浮宫学院（世界上最早也是最有名的研究世界艺术史的学府）的院长和教务长，今年暑假也将到访北大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寻求合作。“今年夏天就有五名北大学子可以到卢浮宫学院免费听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另外，国内有两位知名人士捐赠了五十万欧元，作为将卢浮宫藏品的说明牌同时翻译成中文和英语的专项基金。我们将派出一个团队和卢浮宫学院合作，用几年时间完成这一工程。卢浮宫藏品的说明牌一直仅有法文，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世界做的一件好事，显示出中国人对世界艺术的一种关怀。同时可以改变世界人民对中国人形象的理解——富起来的中国人并非只会到巴黎买奢侈品，也有人愿意为中国人民了解世界文化、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文化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卢浮宫的这一翻译项目，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朱青生曾经得知有一批海外藏品，如果国家出面整体购入，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就能获得，其中包括了莫奈、米勒和库尔贝等人的作品，也包含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流大师的一般作品。这些作品收藏记录齐全、流传清晰有序，完全可以成为世界艺术博物馆绘画体系的一个很好班底。
　　“公私合力”有赖国内藏家更成熟
　　当然，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除了依靠国家力量和学术界的交流，也不应该把藏家排斥在外。假如当年徐悲鸿能得遇一两位像大原那样的中国有识“金主”，那么我们也许早就有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的雏形了。
　　“我的意见一直是让藏家们和学术界、国家的文化部门合作，三驾马车齐力飞奔，把世界艺术的彩虹牵引到中国来。”朱青生如是说。
　　不过，徐子林坦言，中国藏家现在想获得世界上有价值的艺术品，机会非常小，需要特别认真谨慎，尤其要相信专家，不能盲目自信。“我们都知道，国外很多知名博物馆的藏品取得，其实是来自于藏家的捐助。不少藏家殚精竭虑地收藏名品名作，为什么愿意将毕生财富捐献给博物馆？就是因为他希望让自己的藏品进入博物馆系统，‘青馆留名’。从中也反映了，国外藏家收购艺术品的唯一标准就是博物馆的研究方向。他们的目标是，即便藏品进入不了博物馆的收藏系统，也要进入其价值系统。我们常在拍卖会上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博物馆级别的藏品，无非为了说明其规格之高。现在，国际上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品已经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或艺术机构收藏了，很难再转让，拍卖市场上只是民间藏品，那就是泥沙俱下了，必须具有火眼金睛。现在中国藏家热情参与其中，虽然从长远看是好事，但在判断力上恐怕还需要提高。譬如我们高价拍下毕加索和梵·高的作品，首先要认识到这样的拍品在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体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价值。不清楚其历史价值，盲目竞买，可能就当了冤大头，沦为笑话。当然，那种纯粹为了炒作，不高不买的情况除外。另外，很多中国藏家不是按照一个线索去做收藏，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买东西，相互之间完全不搭调，最终只得到一锅大杂烩。没有文化情怀，缺乏文化高度，这样的收藏永远只能是个人秀，要捐给博物馆也很难，更无法形成一股合力。”
　　因此，公私合力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也需要国内藏家的日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