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东西方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词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刚开始丝绸之路的意义并不在于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而是在于它是朝贡体系的象征，在政治上的意义更大。各种异域国家的“外来使者”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使统治者获得了自尊心的极大满足，并通过此“天朝上国”的朝贡体制维系天下秩序。张骞通西域之后，塔里木盆地以及西域广大地区都陆续并入汉帝国版图。随着官方交往不断增多，民间包括宗教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迅速发展。
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连接中亚﹑西亚，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来自各地的使臣﹑商人﹑僧侣牵着骆驼，通过这条路把丝绸﹑黄金﹑瓷器运到西亚各国，再贩回琥珀﹑玛瑙﹑水晶等各种珍宝及药材，香料等。丝路上最早的传统外销产品是丝绸，随着另外一种产品‘陶瓷’的热销促生了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陶瓷易碎体积大，陆上运输跋涉容易受损。改用水运既容量大，又平稳安全，运费低廉，一艘200吨载重的帆船就相当于一支由数百头骆驼组成的商旅运输量的总和。
唐朝的路线
众所周之，唐朝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她的开放与包容，从不盲目抗拒外来事物，因而交往是十分频繁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代对外交通的七条干道：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第二，第六，第七，三条主要路线就是海路。
唐朝时期航海图（取自《丝路帆远》一书）
唐代，陶瓷的制造技术比前代有了明显进步，轮制已是普通采用的方法，匣钵的采用是制瓷业的另一改进，它避免了烟火熏染和落砂黏附，使瓷器烧成后釉面光洁，其技术的改进令陶瓷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得到大幅提升。这些精美的陶瓷运到海外贩卖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利润的丰厚，唐代的对外贸易以私商贸易为主，与前朝的朝贡贸易已有所不同。其贸易路线主要是南北方向两条主要航线，主要港口有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广州﹑安南等。北航线通往日本﹑朝鲜，南航线在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后，再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历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
唐，白釉万年罐（现藏博大东方艺术馆）
“黑石号”沉船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经勘查与发掘，这是一艘唐朝年间阿拉伯督造的三桅船。从沉船的地点看，这条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触礁沉没。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包括有五万多件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的长沙窑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碗外底刻铭文“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公元826年，船上另外的瓷器品种包括几百件越窑青瓷，邢窑与巩县窑白瓷等。
五代，瑞兽陶枕（现藏博大东方艺术馆）
无独有偶，2004年2月，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其船体属于印尼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沉船内有超过十几万件越窑青瓷，3000多件是定窑白瓷，还有广东窑口烧制的青瓷，同时遗存有为数甚多的五代南汉国铸造的“乾亨重宝”铅钱。
从最新的世界各地考古资料看到，在当今的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土耳其，埃及，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均有出土中国唐代的瓷片，其纹饰有很多带有佛教和伊斯兰教色彩。
海上丝绸之路对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朝的繁荣强盛是当初世界其他各地无法比拟的，至今海外的华人都被称呼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聚居中心叫“唐人街”。那时大量的外族人口和文化涌向中国，据记载广州就有二十万的外国人，扬州也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商贾聚居，这导致唐代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外来因素，在输出丝绸，陶瓷等同时也引进了各种新的农作物，动物，金银器等。陶瓷的热销也令中国的制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特别是越窑，长沙窑及广东的一些窑口。
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的宋，元，明，清几朝海上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其影响力是深远的，影响面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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