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新常态”

　　从2011年的“秋拍”至今，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历了三年多的调整行情。如果说最初两三年的调整还只是量价上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调整则是艺术品市场结构上的优化。这种调整会逐渐形成不同于往常的市场结构和相对稳定的增长步伐：以“精品线索”和“慢牛行情”为特征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新常态”。
　　从礼品消费到收藏消费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来自礼品消费的艺术品需求自古以来一直占据不小的份额。清末大理院少卿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写道：“在民国以前，所有外省督抚藩臬，对京中一切应酬，完全由古玩商代办。其价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晓，不过年终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故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结纳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畅销小说《青瓷》的作者胡刚则这样描述道：“作为礼品的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等多项举措的陆续实施，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中高端”艺术品的“雅贿”需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中低端”艺术品的正常礼尚往来不会受太大影响，然而，随着礼品消费的市场份额减少，收藏消费的市场份额自然扩大。而且，随着中国收藏者群体的成长和新生代力量的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消费结构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收藏消费将成为重要的艺术品需求来源。
　　从投资回报到资产配置
　　2009-2011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牛市”行情所展现的“财富效应”吸引了许多“新钱”入市。在“牛市”的强预期下，包括德美艺嘉、中艺达晨、深圳杏石等旨在搭上中国艺术品“牛市快车”的艺术品投资基金相继成立，艺术品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迅速接近10亿元，以至于不少业内人士都将2010年称为“中国艺术品基金元年”。到了2011年，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基金更是疯狂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末，国内的近30家机构共发行70余只艺术品投资基金，总规模超过55亿元。问题是，这些基金几乎完全无视艺术品市场的基本规律，大都将投资期限设置为2-3年。虽然有一部分艺术品投资基金实际上是在为其他产业进行“变相融资”，但这仍然说明，艺术品市场的“财富效应”吸引了为数不少仅仅追求短期投资回报的场外资金密集入市，并且引发了退出之时谁来“接盘”的潜在问题。某些艺术品投资基金在2014年出现的“兑付危机”正是上述原生问题的显现。事实上，由于艺术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关性比较低，因此，艺术品能够在个人、家庭、家族和机构的资产配置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艺术品的财富属性和投资属性，但艺术品最重要的金融属性其实是由于它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低相关性而产生的资产配置属性。
　　从官职导向到艺术导向
　　长期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直或多或少存在不看艺术，只认官职的“官帽迷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方面，许多艺术家不是致力于艺术创作，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书协或美协谋得一官半职并且不断晋升;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也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加封”书协或美协的领导职务，从而通过“鬻字卖画”的途径合法地积累财富。书协或美协也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名利场”：某省书协换届选出了史无前例的62人主席团：除主席外，名誉主席有11位，副主席有18位，常务副主席更是多达16位。某省美协主席候选人为了顺利谋得主席职务，先后赠送了市场价格约1000万元的国画给相关环节的各级领导，并最终成功当选。在书协或美协换届前，还出现一批“艺术政治投机客”：大量吃进主席候选人书画作品，以期当选后价格翻番甚至数番。2014年底，周一波在《人民日报》呼吁“领导干部带头退出协会领导岗位”，并随后主动辞去陕西省书协主席职务。2015年初，《人民日报》在头版发文《领导干部不要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此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上直言“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在谈及一些地方书协“官气”太重时表示，“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随着上述事件的不断发酵，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唯官职”倾向会弱化很多，人们将更看重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艺术品市场也会出现价格影响因素的权重大调整。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