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艺术家在春节都在干什么?对很多艺术家而言，平日里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几乎完全融合。自我的、孤独的、另类的生活过那么久了，春节的时间他们好好陪陪家人。然而总有一些意外，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一些艺术家在这样万民欢聚的时刻，没有选择民俗性的节日庆祝方式，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令人难忘的春节。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将带来一系列“艺术家的特别春节”系列报道，揭开几位艺术家一些关于春节的特别回忆。并非新闻，却可聊作一段艺术史的篇外。
神秘的村庄
寨桥村
2011年的大年三十是在阳历2月2日。当千家万户都与亲友们欢聚一堂的时候，赵赵又去旅行了。在艾未未工作室拍摄了几部纪录片的赵赵，一听说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被工程车撞死的事件，就带着摄像机只身南下到该村进行实地拍摄，时间跨度有一个月之久，刚好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春节。
钱云会是寨桥村村长，自2005年当选村主任后，因土地纠纷问题带领村民上访。在5年的上访过程中，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钱云会被工程车撞死。有网友爆料，钱云会是被“有些人故意害死的”。这样的声音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媒体记者、律师、维权人士来到这里进行了解情况，赵赵也在其中。
寨桥村村民见到北京的媒体人便下跪
带着摄像机，只身来到寨桥村，赵赵住在一个外出打工的村民家里。住在那儿前后1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带着摄像机随走随拍。刚开始到那里的时候，村民一见到从北京过来带着摄像机的人就集体下跪，求他们替村长申冤。到了后来，局势日渐复杂，村里时不时地就突然少了几个人，而后村民们就渐渐闭口了。“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赵赵说。然而越是神秘，真相就越是像一块迷失的宝藏一样吸引他去了解和接近。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春节。这位广受拥护的村长的死带给整个村子一片悲伤压抑的气氛，遍布全村进行勘察的便衣警察也让村民们人心惶惶。大年三十的晚上，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在一个小庙里，为儿子设立了一个没有尸首的灵堂，整晚在里面诵经念佛。而赵赵就和钱顺南在灵堂里度过了一夜。
钱云会父亲钱顺南
一个月之间，各种扑朔迷离的线索在赵赵的摄影机中被一一摄下。警方所公布的“普通交通肇事”的结果显然并不被村民信服，但探测真相的证据却也无法被任何民间人士所掌握。最后剪辑成的纪录片，在各执一词的两方话语、论述中交锋而过，确凿的真相却渐渐消散在时空当中。
然而这段过程留给赵赵的，却是某种潜入骨髓的生命体验。这些体验运化在他的艺术创作当中，甚至在他自己都未能察觉的时候，渐渐形成了他后来创作的习惯性语言——隐隐的对抗、暴力和政治。这在他上一个在站台中国举办的个展“无题”中尤其凸显出来。他从全国各地收集到各种快要散架子了的老旧家具，用传统的修复中式家具的方法，将家具固定住。和传统手法不一样的是，他请山东的民间艺人特别制作了超长的铁夹子，用这种铁夹子进行加固，从视觉上看既夸张又暴力，以此形成了一座座内里腐败陈旧、外表强硬坚固的纪念碑。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政治词语：“维稳”。
然而事实上，政治并不是赵赵刻意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只是出于兴趣这样做而已。”就好比他陶醉在那个春节，孤身一人南下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一样，他并没有意图在其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认识与情绪，而是按照某种有趣的游戏规则进行游戏。游戏结束了，他便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他处。这个春节，他还会继续去旅行。
囹圄中的创作
当赵赵在除夕夜拍摄钱云会的灵堂的时候，同一时间，另一位艺术家吴玉仁也没能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那个春节，如果说赵赵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了一出人间惨剧的话，吴玉仁却是真实地身陷囹圄。2010年6月1日起，吴玉人被警方以其“以暴力手段妨碍司法人员执行公务”为名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直至2011年4月2日才被宣判无罪释放。
吴玉仁 《一个消失了的展览》视频截图
铁窗的日子是灰暗无聊的，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加上一个怎样的罪名，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如何。”吴玉仁说。还好有艺术。在那段日子里，除了惺惺相惜的狱友，以及从世界各地飞来的雪片般祝福问候的信件之外，可以带给吴玉仁安慰的，就是艺术了。每天，他用仅有的能获取到的一点材料进行“创作”，用废旧的肥皂做的雕塑，用捡来的桂圆枝插在笔帽里做成的“小花瓶”，每天就摆在他的床头作为“常设展”。艺术帮助他打发了太多郁闷悲苦的时光，同时这种强迫性的创作也带给他一种确认自己还是艺术家的安全感，“我真的是一个艺术家吗?在那个状况里，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只有通过持续的创作可以让我再次确认自己艺术家的身份。”
吴玉仁 《一个消失了的展览》视频截图
有一次，他甚至在监狱的走道上，偷偷举办了一个只对狱友开放的小小“个展”——用牛奶糖雕成牙齿的形状放在地上，用厚厚的墙皮搭起一个小屋子，加上他在床头“常设展”的作品，组合成的这个小小个展，迅速在狱友中间引起了关注。他用奶糖做成的牙齿非常逼真，在看守所这个语境中又格外有效——所有的管教事件中，常常是犯人的牙齿最先被打掉。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之下，他的作品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吴玉仁 《一个消失了的展览》视频截图
因为不能被狱警发现，这个“展览”只展出了一个小时就“撤展”了。让吴玉仁意想不到的的是，这个展览甚至让一个每天抑郁地想要自杀的犯人，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开始同周围人说话，渐渐放下了自杀的念头。在那个压抑的如同一潭死水的环境中，这个展览仿佛是偶然吹来的一阵清风，吹起了水面的层层涟漪。然而涟漪过后，这个展览却在狱友们的记忆中渐渐消散了。几年以后，当吴玉仁再问起几位已经出来的狱友，是否还记得这个展览时，他们对展览的记忆，却连同当时的痛苦一起消失了。
吴玉仁 《一个消失了的展览》视频截图
这样一段经历，也引出了他在2014年参加展览“不在图像中行动”中的作品《一个消失了的展览》。“若要真正杀死一个人，便是在记忆中杀死他了。”这事过后，吴玉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除夕夜的茅台
而那一年在看守所的除夕，也是让吴玉仁终身难忘的回忆。相比看守所里的其他犯人，他们的号其实是受到优待的。吴玉仁的是他所在的号里的“号头”，在他的带领下他们这个号从来没有过打人事件，甚至两次被评为“精神文明号”。所以除夕夜里，一个关系不错的狱警偷偷塞给他们半瓶茅台。集体观看春节晚会到10点半的时候，看守所规定各个号就要熄灯睡觉了。(这日熄灯比平时还要晚了一个小时。)睡觉前，他们就偷偷把茅台拿出来，把酒交心。
除了个别“几进宫”的老手以外，大多数犯人都在此刻尝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儿。酒精的作用，则更加速了人的情绪反应。还有位犯人刚刚宣布了自己被判的刑期，即将离开看守所的兄弟。离别与思乡的情绪交错着，诸位弟兄一边喝酒一边抱头痛哭。身为号头的吴玉仁对这些弟兄的感情更不必说，“精神文明号”的称号并不是白来的，半年来，这个从来不打人的号头，用交心的方式帮助狱友们纾解各样的情绪，所以号子里从来没有打人的事件出现。“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特别的归属感，大家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每走一个人都好像从自己身上割走了一块肉一样。”
喝到半夜，等到大家都困了睡下的时候，吴玉仁拿出本子开始写日记，记录下这段百感交集的心情。随着不停的书写，他的情绪也渐渐被倒空，而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未来。知道自己不会总在这里停留，此刻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出去以后要做的艺术。灵感便在此时如同电光火石般飞速地在他的脑中呈现，他将这些创作计划一一记录下来，一晚上想出了几十个创作方案。“在身体处于极端不自由的状况下的时候，人的心里却变得极端自由了，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把原来处在日常社会世俗关系中打不开的东西统统打开了。”吴玉仁说，甚至是远到太空里做艺术的想法都在此时浮现出来。
吴玉仁 《遗产》系列
这些在囹圄中想出的艺术方案，一直影响着吴玉仁后来的创作，直到如今。“在那以后，我的艺术方向整个地发生了转变。以往我主要关注艺术语言的变化，即使涉及一些社会性的材料，也是为我的艺术语言服务的。而出来之后我整个地反过来了，语言是为我所要表达的社会性内容服务的，同时与历史学、政治考古学等都有关系。”
吴玉仁 《抗争史》
比如吴玉仁2014年开始创作的作品《遗产》，他将镰刀、斧头等有政治意涵的工具，还原到劳动工具的行列，和剪刀、叉子、锤子放在一起，同时做成被虫蛀过的效果，一种历史的悠远和精致的手工感在作品中呈现出来，“一些象征权力的符号在这里被消解掉了，所有的劳动工具在这里都是平等的，都来自于民间。”
吴玉仁父子在工作室
不光是艺术，原本就热爱生活的吴玉仁对美好生活的珍惜更切实了。当笔者去到他的工作室采访的时候，发现除了和艺术有关的作品和材料外，茶、酒、花花草草、宠物、小孩玩具也都热闹地摆在一起，比一般艺术家的工作室多了很多的生活气息。而今，他和妻儿其乐融融的平凡生活，让他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当痛苦的回忆渐渐的远去，再回味曾经的那段苦中作乐的日子，也别有一番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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