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山》 （不锈钢） 高8米 2014年 荷兰
《梦石》（考顿钢） 高5米 2010年 上海世博园
《梦石》（考顿钢） 高5米 2010年 上海世博园 《衣钵》（玻璃钢喷漆）《衣钵》（玻璃钢喷漆）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金叶
隋建国做过12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写实雕塑教学体系开始向现代雕塑乃至后现代方向推进，至今仍影响着全国各个美术学院的雕塑教学。对此，隋建国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偏保守的改革派”，不过是完成了自己应该且能够完成的使命。
体制内的身份之外，隋建国还被认为是“在观念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他的雕塑作品频频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城市中。一个雕塑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何在？隋建国在国外的实践经历，为我们的城市公共雕塑设计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
谈
教学改革
写实传统之上 提供更多方法
广州日报：您1997年当上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央美”)雕塑系系主任，同年就启动了教学制度改革？
隋建国：1949年以来，中国的整个艺术教学都是以写实雕塑为主，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单一的教学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了。我从1997年开始做央美雕塑系主任，一共做了12年。我用八九年的时间率领雕塑系的老师一起改革了雕塑系的教学。在保留了原来写实雕塑的传统和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了现代雕塑的课程，比如现代材料课里面还分石雕、木雕、铸造、焊接，包括立体构成、电脑、公共艺术……学院的雕塑教育一下子变得多元化，学生有了更多选择。过去，甚至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教学一直在说要“因材施教”，可如果你提供的方法只有一种，怎么因材施教呢？只有给予更多方法，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他们才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
广州日报：这是“在保留了写实雕塑传统和技术基础”之上的改革，是不是也做了些妥协？
隋建国：我们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做过调研。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就基本把写实雕塑扫地出门了，教学全部是抽象雕塑和后现代雕塑；美国公立学校也是如此，但一些私校有很强的个性，比如有的会非常保守，但保守得有特色。而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跟我们目前的情况都比较接近，就是三分之一写实雕塑，三分之一现代雕塑和三分之一后现代雕塑。虽然这个比例和欧美不太一样，但我认为却是比较恰当的。
西方的文化一直是对抗颠覆式发展，即新潮流取代老潮流，新观念灭掉老观念。但东亚文化圈，受到传统汉文化影响，整体是倾向保守的，甚至更推崇古代。所以，我们不倾向以特别对抗的方式来进步，而是希望兼容并储的进步。
而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辈们去欧洲把写实艺术搬到中国来，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当时西方的写实艺术对我们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来说，都是新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更迅猛的西方潮流带来了抽象艺术和观念艺术。但亚洲人在接受这个更新的事物时，不太可能像西方人那样，把还没消化完全的写实艺术扫地出门，而是同时保留下来。这就导致了今天整个东亚雕塑界的现状——保留部分写实雕塑，把它和现代雕塑和后现代雕塑放在了一起。
广州日报：西方和东亚这两种不同的特质，有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呢？
隋建国：这些年来，受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影响，西方的写实艺术也有所回潮。其实中国“’85新潮”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相当一部分都是借助写实手法。西方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在反思，写实艺术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它也可以表达当代人的思想。
理性改革 做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
广州日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目前国内大部分一线雕塑家，其实还是做具象雕塑的为多，像您这种完全走向观念的艺术家其实并不占主流？
隋建国： 这跟中国的文化环境有关系。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所以当代的中国人还是更喜欢具象的雕塑。有社会接受面，艺术家就会去面对这种需求。
现在看整个中国雕塑界，我们这代人基本上以观念艺术为主，但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跟我们差了十来年的一批人，做写实雕塑的多。但比这些艺术家再晚十来年的一拨年轻艺术家，反而是继承了我们的衣钵，开始完全走上了观念艺术这条路。我相信随着全球化的潮流，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观念艺术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因为它更自由，更具有革命性，更适合每个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它跟整个后现代文明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广州日报：作为体制中人，改革过程中，您觉得自己特别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是什么？
隋建国：作为一个学校领导或者系领导，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权力去选择最优秀的人才组织教师队伍；而我只有当了系主任，才能去实施改革。但实际上，改革不仅是学院领导，还应该是所有教师的要求，也是学生的要求。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教师，都应该有权利在自己的教学范围内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实验，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
我觉得，我的改革基本上算是实现了一代人的想法。总体说，我算是一个改革派，或者说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但再保守也得改革，不过是做得稳妥一些。事实上有时候你太激进反而会引起倒退，我认为改革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谈
城市雕塑
根据不同文化背景 设计适合城市的雕塑
广州日报：您的雕塑目前进驻纽约中央公园。在西方很多国家，城市雕塑都是城市气质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很多人会觉得国内的城市雕塑比较丑。对于这种评价，您认可吗？
隋建国：1991年时，我曾经问刘开渠先生：1984年以来，中国的城市雕塑运动也开展七八年了，可仍旧是泥沙俱下，问题出在哪里？刘先生说，因为是刚刚开始，雕塑家没有经验，城市管理者也没有经验，过几年希望就会好起来。但是现在离当年说话的时间又过去25年了，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城市建设，是很重视城市雕塑的。人们普遍接受一个常识，那就是城市雕塑非常提升城市品质，所以这方面的努力是有的。不过，我们的筛选和参与机制，不像欧美国家那么成熟。比如我的作品这次进驻费德曼广场，是经过一个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推荐。他们有成熟的信息和推荐渠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费德曼广场历年所展的雕塑，基本都是近几年在全球比较活跃、比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品。
广州日报：在西方，一个成熟的城市公共雕塑工程的流程应该是如何进行的？
隋建国：我三年前接受了荷兰一个小城市的委托，为他们做一个公共雕塑。这个城市计划用十年时间开发一个新社区，那儿的文化学者和议会希望让这个区域慢慢产生自己的本地文化，让新移民有共同的话语。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每年立一个公共雕塑，让这个雕塑成为小区新居民的共同话题。
为此，开发商和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基金，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挑选艺术家。而艺术家的方案要在社区公示，充分征求意见。这个过程持续半年，居民有充分的时间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作品的看法，最后投票决定。
三年前，这个雕塑委员会的人在荷兰的一个美术馆看了我的作品后觉得不错，又恰好他们正在筹划第十件作品，于是和我联络。我觉得他们的计划有意思，就答应了。
2012年年底，我去了荷兰他们的社区。他们想把我的作品放在社区最核心地段的一个小湖当中。而我的想法是从这个湖中捞一粒沙，将它放大，放在湖泊中，是为《荷兰的山》。
我专门面对他们的议会，像做一个讲座一样详细阐述了我的创作理念。然后，他们又把我的想法做成图片，贴在社区里，征求意见。他们特意在当地的小学里找了五个小孩和我一起捞沙子。他们的市长在和我吃饭聊天时说：“这五个孩子一定会跟自己的父母、老师、同学说他们做的这件事，而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同学又会跟他们的亲朋好友说。您的雕塑概念由此就会在社区中传开。”
去年9月份，我彻底完成这个作品，带着工人去现场组装。揭幕那天，市长来了，帮我捞沙子的五个小孩和他们的父母也来了，大家都特别高兴。整个社区的十年计划在我的作品这里画了一个句号。
这件作品历时三年，而在完成之后，他们专门建立的基金会也就撤销了。
广州日报：通过这个例子，我发现在一个公共雕塑的设立过程中，艺术家、公众、政府部门都参与了进来，进行了良性的互动。
隋建国：是的。其实咱们不一定要照搬人家的方法，可以根据我们每个城市、每个社区不同的条件和文化背景来找自己的办法。关键是您想不想这么认真地去做一件事，用三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城市雕塑。
广州日报：艺术是讲究个性化的，但是城市雕塑又是一个公共作品，是“强迫的艺术”。您作为艺术家，如何权衡城市雕塑公共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隋建国：作为公共雕塑，最起码要有艺术性，在中国，就是说至少得是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成熟作品，否则，放在公共空间不合适。但这只是一个最低要求，最高要求就是艺术性和公共性得形成辩证关系。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要和放置其中的公共环境产生关系，艺术家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环境具体的文化背景和文脉；二是要考虑到公众参与的可能性。公共雕塑不能只是艺术家个人的见解，得让公众参与进来，和艺术家产生交流和互动，由此也提供了产生新的灵感和创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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