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他使中国艺术史成为一门世界学问

高居翰对晚明画家张宏有着极高的评价，图为张宏《青山绿水图》。

高居翰将在国内出版的两本新作的英文版封面。

    评价高居翰

    1992年，洪再新到伯克利艺术史系和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有机会接触到高居瀚，深受其研讨班教学模式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回国后，洪再新到中国美术学院教书，便把高居翰的治学方法及教育方式带入到课程当中。其时，高士明即是洪再新课堂中的一名学生。现在回想当初，高士明认为高居翰的思考与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高士明已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从高居翰到洪再新再到高士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师承关系下，在学术的对话与批评中，获得了推进与发展。

    【方法】

    在跨文化的框架和语境中做研究

    记者：你谈到洪再新从伯克利回来之后，带来了高居翰的治学与教育方法，能具体谈谈这种治学和教育方法吗

    高士明：我90年代初来到美院读书，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进入研讨班的状态，这在90年代的绝大多数大学只有研究生课程才会这么做。而且在第一堂课上，洪再新教授就给出我们一张多元文化的历史年代表，和一张文化历史地图，就是说一开始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时空坐标，让你知道你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哪个位置，这就让你的知识相对化了。这一点对我本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记者：高居翰一直在跨文化语境中做研究。

    高士明：对，跨文化，贯通中西两个脉络。为什么他的研究会有很独特的视角，甚至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并不认同，是因为他给你构造的框架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框架和语境的意识。我一直觉得非常幸运，我在本科一年级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两点，你的研究、思考问题的语境、上下文是什么，框架是什么，用怎样的框架去看、去论述，这其实是很关键的，这两者构造了你的问题意识。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回想起来，当年洪老师从伯克利回来把高先生的教学方法、工作方法传递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受益最深的一个是把所有的知识相对化，另一个就是语境、框架、问题意识这三点，这三点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视角】

    将艺术史纳入社会史的范畴内

    记者：我们回到具体的中国美术史的角度，高居翰带给我们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是不是把美术史纳入到了一种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中来研究。

    高士明：主要是社会史。其实中国的历史学以前仍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我们的历史意识是这样的，只有朝代更替，而没有社会史缓慢地演进，而中国美术史尤其深受传统正史的影响，基本像帝王本纪或列传那样讲述艺术家，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格史。高居翰先生认为艺术的风格史是从社会史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的风格背后不只是风格即人这样单一的说法，而是有着现实的协商，各种文化因子的相互作用。他用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视角，看得比我们要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更加符合历史的发生。

    记者：洪再新老师提到高居翰的视觉命题，就是他的研究是图文并举的，而国内一些研究更偏重于文献记载，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补充

    高士明：我们注重图像的时候往往会引向鉴赏，就是对作品的品鉴，研究则比较多地注重史料。我们中国很多年轻学者或学生，说白了就是解读图像的能力其实不够。我们解读图像的时候似乎就是在用鉴赏家的语言说，哦，这一笔画得多么精妙，用笔如何等等，但是这个图像如何说话，如何成为历史线索和重要证据，图像和图像之间超出风格史的内在关联说明了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以前的美术史研究比较欠缺的，但在高居翰的研究中他很强调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