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现任馆长收藏家
按理说像《功甫帖》这样的重要作品在辨别上是无须让公众都知道的,但是迫使刘益谦先生话费了这么大的努力,我相信只要做事的人知道其中的艰辛,而我站在这里,首先要感谢龙美术馆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这也是给我表白的机会:在来的路上,有些记者听我说了两句话之后就问我不是站在刘益谦这一头?我说你认为我是来打群架的吗?今天当着刘益谦先生的面,我也可以坦白的说我不站在他这头,我是站在公正的角度说话。
首先,假设《功甫帖》是故宫买的,或是国家博物馆买的,我保证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全都不说话,如果他不信就说说这两个博物馆有什么作品他认为是假的,包括有定论的。
其次,我认为今天国家大博物馆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站出来说话,即使说了也是模棱两可的,为什么?是利益问题。我在《锵锵三人行》中也说到他是中国第一买家,他花那么多钱把很多重要的东西买回国,光是海关问题就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这都不是国家博物馆能够感受到的。当他把《功甫帖》买进来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方式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代表的是国家的态度。
另外,我今天要说的一个问题是游离于这个作品的,在作品面前我无权说话,之前有徐邦达先生、安仪周先生鉴定,他们在天之灵我没有权力说话。尤其我作为一个外行更不能说话,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说话,每个人无权透支国家信誉,如果那三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那可以随便评论《功甫帖》的真假,网上也有很多人随便说。当被扣上国家权力机构头衔的时候就需要谨慎,为什么上海博物馆出来立刻摘清关系,而是他们个人行为,可是不幸,所有媒体在报道中一定要把“上海博物馆”搁在前头,很多人未必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但是唯一知道的是上海博物馆,透支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这样的学术著作理应在学术著作上首先发表,最后媒体报道。这次却反了过来,媒体忽悠一个事说这个事怎么着了,东西不真,然后匆匆忙忙抛出来一个研究成果,先不说研究成果是否粗糙,就双钩这个问题,用这种貌似专业的词语来向公众公布,来混淆视听,老百姓认为这是一个噱头,就会特别关注这件事。我是特别希望在我们特殊时期,我们还算特殊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到这会儿我们看到国家每十年一个变化,每十年换一套班子,总有一个变化。由于我们国家历史上的特性它是一个公众的国家,所以私人办这样公众的事非常辛苦,只有做事的人知道。我们自己做事的人希望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一定要公正地说话。
因为好多记者要采访我,我现在说的就是完整的态度,不要断章取义。我站在一个公众的立场说话,因为对待事情一定要公平,不要怀着某种心境,比如最流行的一种心境叫"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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