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书画背后的焦虑

最后的晚餐

　　自2008年中国书画进入亿元时代以后，六年来，中国书画拍卖市场并未如当初许多人想象的一般一路飙红，反而在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回落。直到今年的秋天方有回暖迹象。10月，当代画家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香港拍出1.8亿港元，11月23日，曾梵志的《协和医院》再次拍出1.13亿港元。随后，12月1日的内地秋拍中，黄胄的《欢腾的草原》拍出1.288亿元。亿元时代似乎再一次来临，不同的是，这一次，企业家们钟情的，是现当代的书画。

　　企业家成“高端玩家”

　　金钱结出的果实，总是格外引人瞩目，尤其是金钱和艺术结合之时。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世界并不是黑白对半分的，因为君子太少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滔滔者天下皆是”。还是杂家的思想家们更透彻，《吕氏春秋》里说“无欲者，不可得用也”，欲是什么?《吕氏春秋》说欲是“荣利”，2000年后的思想家们则说欲是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发明“五层需求论”，把人的欲望分为生理、安全、理解与爱、尊重、自我实现五层需求，从“利”到“义”，层层递进，步步高(002251,股吧)升。孔子当然也希望“富而好礼”，但是他的两分法先把君子和小人对立起来了，虽然比起马克思对利的定义来说，孔子要宽容的多，但终究还是不够中庸，终究还是有点儿耿耿于怀的意思。

　　讨论如何“富而好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道德时代的命题。孔子的学生自贡问孔子 “贫富”的问题，根本还是“义利之辨”，根本还在于道德社会对“利”的轻视，正是因为这种轻视，使得子贡所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在孔子眼里，只是“可也”，但还不够，更好的境界是“贫而乐，富而好礼”。

　　事实上，“贫”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中是“毫无乐趣”的，像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人，往古来今，又有几个?反过来说，“富而好礼”的就很多了，哪怕仅仅是表面上的“好礼”。

　　“富而好礼”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靠近文化，而中国富豪们靠近文化最传统也最简单的途径，书画第一，金石古玩次之。在“利”是贬义的时代，“利益场”中的人，他们通过附庸风雅来获得尊重，来获得安全，是最普通不过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二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的企业家进入收藏领域，温州财团、民企老板、金融大鳄、房地产商人，一再地成为各种拍卖会的“高端玩家”。短短几年之间，就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拍卖神话。

　　有需求就有市场，亿元书画时代，富豪和企业家们对于艺术品的需求究竟又来自何处呢?如果把这些富豪们放在马洛斯理论的尺度下衡量，其实答案是明显的。当生理或者物质的需求获得满足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安全。

　　企业家的财富焦虑

　　固然，中国开放30多年间迅速暴富的亿元富豪、十亿富豪，乃至百亿千亿富豪数量在急速增长，对于他们来说，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多和“原罪”相关的命题也在发酵，更重要的是，企业家们尽管获得了财富，但也有随时都会失去的风险，许许多多不正当和看似正当的理由，都能让他们的财富消失，重回起点。

　　所以，安全感永远都是企业家们最缺乏的，不论是移民潮，还是投资艺术品潮流，其实都是追逐安全感之下的产物，它们的背后，映射的都是企业家的财富焦虑。

　　没有什么“企业家接管艺术品市场”的问题，一个正常的市场里，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实业。也没有什么“企业家开始注重品位”的问题，大多数中国的企业家，还没到追求品位的时代。

　　他们寻找的，是财富的安全。拍卖会上“富人游戏”的秘密，正在于悄无声息的隐藏财产。一幅一亿的书画，不论是放在个人的收藏室里，还是放在企业的博物馆里，都从流动资产变成了固定资产，年年都会折旧，现行的税法并无艺术品的规定，更多时候，计算在“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工具”中，折旧年限5年，五年后，1亿的资产“合法”消失不见。

　　对于企业家来说，尽管艺术品市场也同样风险很大，但总要比平白无故地消失要安全得多。而对于社会来说，企业家们把钱拿来买书画古玩，总比把钱转移到海外要容易接受。更不用说，买书画，至少还能养活画家，这比养活奢侈品制造者要更有文化不是。

　　有书画商人道出其中玄机，大多数富豪购买书画的第一目的，并非因为艺术本身，而是为了抵御市场的风险，包括通胀在内的许许多多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内地的富豪们，往往不显山露水，在艺术品拍卖的世界，他们常常隐忍不发，但每发一次，却大多都能中的。而且，从最开始的个人行为，已经逐渐发展成规模化的资本运作。

　　企业家们，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成为书画收藏的生力军，他们把财富悄然“隐藏”，固然值得注意，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究竟是如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