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致盛宣怀手札及信封 资料照片
顾炎武诗札（附阮元跋）资料照片
翁方纲手札 资料照片
曹继军 颜维琦
汉乐府民歌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喜欢用信件沟通情感的中国人，很早就创造出了成熟的书信文化。
日前，“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共展出明清至当代106位名家和1个社团的尺牍原件117件，同时陈列尺牍文献14件，包括宋拓珍本名帖、宋刻善本等珍稀文献。
另一种历史
“尺牍”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牍”是书写用的木片，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常用一尺长的木牍写信，“尺牍”因此成为书信的代名词。
“尺牍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态之一，也是最具社会性的文本创作形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上海图书馆收藏尺牍文献数量众多，仅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就有13万余通。馆藏刻帖、古籍等文献中保存的尺牍更是浩如烟海。
此次展出的部分丰润张氏家藏尺牍备受关注。这批尺牍系2013年由晚清名臣张佩纶后人张恭庆、张怡、张恭慈及其家属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计100册4700余通，初步统计涉及39人，内容关涉晚清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
“一般来说，书信保存不易，尤其是涉密的书信，能传存下来的，总是凤毛麟角，往往成为后世研究前事的重要佐证，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野史笔记，甚至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解开历史之谜。”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长姜鸣说。
这些年，近代书信的发掘，成为收藏界和学术界共同的兴趣和新亮点。丰润张氏家藏尺牍的整理研究无疑令人兴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梁颖告诉记者，这批尺牍包含了张佩纶、李鸿章、于式枚等数十人来往信札，揭示了晚清政坛的大量内幕，是研究近代历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保存极为完整的张佩纶、李鸿章往来书札。这批信件始于清光绪初年，直至庚子国变后议和期间，皆按时序交错排列装册，相关时政的讨论过程一目了然，这在所有传世尺牍中绝无仅有。
缩微的社会
写信时怎样具礼、称谓、祝颂、署名都有讲究，其中透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上海图书馆藏的盛宣怀档案包括其与孙中山、李鸿章等人的大量来往信函。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来自封皇帝的袁世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位置上写给他的“冤家”同僚盛宣怀的信，用了3种不同称呼：老伯、大哥、仁兄，堪称档案实录的“官场现形记”。
清初曲阜颜氏所藏《颜氏家藏尺牍》保存了顾炎武、朱彝尊等众多清初名人的手札原迹，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如顾炎武尺牍、诗札中，详细讲述了《忠节录》文字狱始末，对研究顾氏生平及清初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承载书信的载体也蕴含大量社会文化的信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王宏介绍，从盛宣怀档案所存完整的信封上，可以看到其时信件的4种传递机构。一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邮驿。到了晚清，只有官员之间才能用此法来传递信件，信必须放在木刻蓝印官衔的大公封袋里。二是明永乐时由宁波商人首创的民信局，它是一种由私人寄递信件的营利机构。三是晚清时期出现的文报局。光绪二年(1876年)，成立了专管传递驻外机构与国内来往公文业务的文报局。四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办的大清邮政官局，可寄普通信和挂号信。
信手的意趣
尺牍之美，还在于文学性和艺术性。“其文字长者累数百言，短者单辞片语，或述事阐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几微。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先行说。
读其文，览其书，赏其笺，尺牍“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从中亦可见书法艺术和雕版刻印技艺的发展。此次展出的尺牍中，难得一见的书法和形制多样的笺纸让观众大饱眼福。如《颜氏家藏尺牍》中清人李鸿霔手札用莲瓣形笺，清人谭之遂手札用手绘彩笺，清人王韬手札则写于名刺之上。
此次展览，除了明清尺牍、档案中的尺牍，近代文人书信也十分引人关注。如一封《十老营救被捕学生函稿》，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1947年6月，为营救上海各校被捕学生，由陈敬第(叔通)、张元济出面，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的函稿。
尺牍之美，在于其所涉广、翰藻妙、书艺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永翔说：“斯三美者，有一于此，即是奇珍，况三者咸具者乎！”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