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艺博院馆藏高剑父《南瓜》
高剑父
作于1899年的《仿恽寿平水仙蟹石》册页,是高剑父追随居氏期间的作品,此幅册页上题识“仿瓯香馆用色”
(即恽寿平的用色),可以看出常州画派对他早期的影响。
对于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我们往往只知道他将西洋画、日本画融进中国画里,折衷中西,是个“画坛革命派”,对时代审美的丰富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他与宋院体画的深刻关系以及晚年提倡“新文人画”的这段历史却知之不详。甚至,有些论者还将他晚年移居澳门之后相对回归传统的那批作品看作“艺术的倒退”。而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告诉我们,“高剑父骨子里面压根就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
“二高一陈”的老师是常州画派的再传弟子
广东美术馆王嘉博士认为,岭南画派继承的是传统国画讲求以形写神的“没骨写生”一门,讲求再现物相,属于写实绘画系统,其传承关系是由五代黄筌,到北宋徐崇嗣,到清初恽寿平,到清中宋光宝、孟觐乙,到清末居巢、居廉,再到民国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因此,“二高一陈”的老师,其实还是常州画派的再传弟子。
其中五代西蜀宫廷画家黄筌笔下花卉勾勒极细,着色之后几乎不见笔迹,因此被称为“没骨花枝”。既然岭南画派的没骨写生法是宫廷院画延续下来的写生系统,高剑父晚年对“新宋院”的研究也就其来有自了。
所谓院体画,是指宋代以及之后的宫廷画家工整细腻一路的绘画,用色华丽,笔触精致,但有时过于工整反而有种束缚感,所以后来出现文人画来突破这种束缚,以苏东坡、米芾、徐渭这些人为代表的文人画,逸笔草草。
高剑父骨子里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
广州艺术博物院陈伟安院长举例说,“二高一陈”作为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传统根基都相当深厚。“像高剑父和陈树人都在居廉的门下学习,而且陈树人还是居巢的孙女婿。特别是高剑父,居廉的没骨法和撞水撞粉到了高剑父的手里面是发挥到了极致。高剑父那个时候为了学画画,不满足只学居廉。当时有个富家子弟,叫伍德彝,家里藏了很多画,高剑父很想去学,但是伍德彝不愿意,说除非高剑父拜他为师,否则不许看。高剑父为了看伍德彝家里收藏的那批古画,真的拜了远远不如他的伍德彝为师。”
蔡元培曾经评价过高剑父,将他的艺术生涯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陈伟安说:“所谓‘正’,就是指他年轻的时候,学传统而且有很深厚的根基。‘反’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提出要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画,特别是和国画研究会进行新旧之争的时候是‘反’得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合’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高剑父真正地把中西还有古今融合在一起。高剑父早期有临摹中国传统绘画,临摹‘二居’,到日本有临摹日本绘画,然后东南亚之行临摹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佛像。所以高剑父的理念里,中国传统是一直有的。我们看高剑父一生的作品,能看出他的用笔、写字书法,都非常棒,很有力度,这些都是很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认为‘正’也好,‘反’也好,‘合’也好,高剑父骨子里面压根就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只不过他反对一味的食古不化。”
“十五年计划”:未完成的中国画新探索
1938年,日本军队侵略广州。为避战火,时年59岁的高剑父移居澳门,在澳门避居了7年。这段时间里,高剑父为自己的后半生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这份手稿现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
陈伟安告诉我们,这份计划一共八条,一、宋院画的现代研究(即新宋院)。以宋院画为基础,而参以世界画法之长,加以透视、光学、空气、阴影等科学方法,以现代事物为对象,而成一现代的中国画。二、作画一年。其间以抗战遭难社会状态及国内外之旅行写生为题材。三、佛画二年。将印度、锡兰所摹之佛像与壁画及喜马拉雅山、不丹、锡金、尼泊尔、金边、缅甸之佛迹写生稿演为巨制。四、基督像一年。赴耶路撒冷一年画基督像及基督事迹。五、整理著述一年。整理劫余旧著之《喜马拉雅山的研究》、《佛国记》、《印、波、埃艺术》、《艺术的起源》、《印度与喜马拉雅山之动植物图谱》。六、宣传国画二年。赴欧美各国宣传我国艺术及考察各国现代艺术。七、办艺术研究院三年。三年后捐赠给国家。八、研究新文人画,即现代化之文人画,重笔墨之写意,然以现代之事物或感想为题材,其中深入研究创造“新宋院画与新文人画”,传达善、美,合共五年。
在上面的八条里面,第一条是宋院体画的研究,最后一条是文人画研究,文人画里面的落足点是宋院画和文人画的结合。而且第一条里面是没有年限的,后面的七条加起来刚好十五年,唯独宋院画没有提到用几年去研究。
陈伟安以艺博院馆藏的一幅《南瓜》为例,说:“我们看高剑父的作品,除了他早期的临摹和很传统的东西会很工细,他后面并不一味如此,比如我们馆藏的《南瓜》,很有意思,南瓜逼真写实,叶子却大刀阔斧的写意。所以严格地讲,我们要是看高剑父的创作的话,他压根就没有院体画的影子。我想,高剑父是想用院体画那种工整的精神移植到写意画,或者说文人画里面,或者说他有意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晚年高剑父成就被低估
有研究者认为,澳门时期的晚年高剑父,偏离了他所开创的岭南画派,艺术成就有所倒退。
陈伟安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对一个中国画家来讲,笔墨技法永远是衡量一个画家的标准。至于观念,观念只是影响那个时代的绘画创作。从笔墨技法上来讲,高剑父没有倒退。那么主题上,高剑父那时候没有在国内,尽管他没有感受到抗战场面,但他还是坚持岭南画派那种笔墨担起时代,写生写实主题要接近时事的传统。所以尽管他在澳门,他还是有很多题材是以抗战为题材。对他那批的作品,我尽管研究不多,但我是觉得说他倒退那还不至于。相对于他二三十年代在广东上海刚树起岭南画派旗帜的时候而言,那是平稳了很多。或者说人到了那个年纪,火气就消褪了很多,这个可以理解。”
至于提出了宏伟的十五年计划,却最终没有完成将院体与文人画融为一炉的中国画新探索,陈伟安认为,有些东西有想法,不一定能实现。不能实现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你是不是有时间,是不是有材料。那时候刚好是抗战的时候,高剑父在澳门是住在寺庙里面,手边的资料也很有限。客观的原因,是这个十五年的计划还没完成,他就去世了。这个计划是1938年制定的,那时他59岁,他1951年就去世了,这个计划事实上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有些他有规划,但不一定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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