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艺术长沙•艺术走近生活:当代艺术与公共化论坛”现场

“2013艺术长沙•艺术走近生活:当代艺术与公共化论坛”齐聚艺术界重要人物
“艺术长沙”四位参展艺术家参加“城市文化与当代艺术公共化的作用”讨论环节
借第四届“艺术长沙”举办之际,由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省文物局主办,《艺术财经L'OFFICIEL Art》、雅昌艺术网承办的“2013艺术长沙·艺术走近生活:当代艺术与公共化论坛”于10月20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书院举办。出席嘉宾围绕“城市文化与当代艺术公共化的作用”和“公共力量与私人收藏与当代艺术的推动与经营”两个议题展开发言及深入讨论。
这次“2013艺术长沙·艺术走近生活:当代艺术与公共化论坛”选址岳麓书院,旨在以严肃的态度,对当下艺术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交流及探寻出路。岳麓书院作为“千年学府”,深厚的文化底蕴、严肃的学术氛围,将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置于历史文脉中,与此次讨论的议题有着内在的契合,无疑亦是一次传统与当下的碰撞。
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都是活跃在艺术界的各领域精英人士,包括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荣休馆长Thomas Krens、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伊莱和伊迪特-布罗德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金敏君、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彭峰、大未来林舍画廊负责人林天民、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艺术北京总监董梦阳、意大利常青画廊创始人 Mario Cristiani,及艺术家周春芽、向京、郭伟、丁乙、张晓刚等,他们从自己不同的实践中,与大众分享自身的经验与看法,给“艺术长沙”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盛事带来更多的灵感。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记赵文彬
赵文彬:以湖湘文化为基础,探寻城市文脉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记赵文彬以自身的工作经验谈到,在中国,一个城市的艺术性,建筑的艺术性,从某一种程度而言,取决于领导的眼光。在城市建设中要保留文脉,同时要突破区域文化的极限。现在,大家垢病最多的是所有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没有很好地继承区域文脉。对于如何建设文脉?他认为,一定要探索文脉的根源,“保存文脉,不是学苏州园林,不是学中国古典建筑,不是学北京的建筑形式。其实,湖湘文化在中国不是主流文化之一,这种文化反映在建筑上,既有别于中原文化,也有别于岭南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在他看来,湖湘文化应从屈原溯源,“屈原的楚词里,可以找到湖湘文化的源”。他觉得,文化继承不仅是一种形式,关键是脉络传承,在建设中,他感觉到湖湘文化不如草原文化,不如海洋文化,缺少大气,建造不出北京故宫恢弘建筑;同时,它又缺乏精细,苏州园林做得很精细,“我们在大气上努力,在精细上努力”。
在城市建设中,除了追求美的感官享受外,还要追求精神家园。因为人有审美疲劳,而且不断地有新的事物出现,应该在美的外表上蕴含更高的精神气质。如何让其魅力传承?就一定要让她成为一个精神家园。“我每年都来岳麓书院,这里的建筑很美,环境也很美。但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到这里可以找到精神寄托。我觉得,我觉得城市要有精神寄托,这比美更重要。”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左)、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右)
王璜生:美术馆与城市名片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看来,美术馆和城市之间有着种种的关系,可以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也可以作为城市在各种方面的标志,他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
第一,美术馆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标志。文化是具有创造、构建和积累的结果。文化不断叠加,不断具有创造力的发展。美术馆在城市里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地制造出一种文化产品。美术馆所构建出来的学术话语,构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链和文化标志性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馆自身不仅具有为一座城市构建一种文化的责任,更是城市和美术馆之间有着这样特别的文化关系。
第二,美术馆作为城市历史的一种标志。因为,历史是文化累积的结果,美术馆对区域性的文化和时代的文化,都是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用其保护、收藏和相关的研究等,去累加文化,特别是收藏品,构建了这个区域文化的一种结果。同时,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学术活动,在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历史延续和历史脉络,尤其是对所积累的文化结果和产品的研究,更是一种历史的延伸。
第三,美术馆作为城市精神的一种标志。精神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区域的一种气息和面貌。那么,精神往往能够在我们所看到的美术馆和城市中流露出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我们往往能够在美术馆看到家园的精神气质,包括美术馆所带来的一种跟时代、区域和个人有关的精神存在。
第四,美术馆作为地理上的一种标志。我们经常谈到美术馆的建筑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这种意义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我更倾向于美术馆所构建的心灵地理地标。即我们居住在一个城市中,有非常值得自豪的美术馆或者文化机构。像纽约有古根汉姆、大都会、MOMA,有一种心理上的自豪,往往用一种心理上的自豪去定位一个城市和地理。
第五,美术馆是生命记忆的一种标志。因为,生命是每个个体的一种体现,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对自己的成长环境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体会。美术馆往往给每个城市的个人带来胜利的记忆,或者曾经在美术馆度过一段时间等等,这些都成为美术馆对个体生命最真切的记忆。一个城市,需要朴质的、真切质感的美术馆,这也使我们的人生更丰富。
陈建明:艺术长沙,从个体的观看到公众的观看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作为伴随“艺术长沙”一路走来的见证者,他回忆道,当谭国斌当代艺术美术馆馆长谭国斌在2007年找他寻求合作的时候,他觉得机会来了,“谭国斌先生是很著名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之间建立起一种长久的,互相依存、支持发展的关系?最后的学理是什么呢?”在他看来,立机构和私人收藏最本质区别是个人的观看和公共的观看,“博物馆是向公众展示、交流的平台。艺术家个人创作,在自己的圈子里交流,这是个体的观看”。对于如何才能进行公共的观看,陈建明认为,最近几百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很伟大的创举就是博物馆机构的诞生。并以大英博物馆、罗浮宫、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他谈及,湖南省博物馆与谭国斌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合作,不仅是两个机构的合作,而且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方资源的支持,凝聚了全球的资源,让艺术家、收藏家、投资者都可以找到一个公共的平台来表达。公和私,在他看来,只要到博物馆来,就都是公共化的。当然,这不是学理上的公共化。但是,作为实践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艺术家向京
向京:艺术家是公共项目的小实验品
2010年,雕塑艺术家向京与瞿广慈这对伉俪创建了“稀奇”品牌。在她看来,创作是本分,在创作的形态里,艺术家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构建自我系统,而这个自我系统应该是非常孤单,又是尽可能深入的一个过程。在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形态管道,把公共和创作者连接起来。在这一系统中,包含着艺术交易买卖相关的画廊、艺术经纪人、博览会、拍卖等;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与学术系统相关的,比如,美术馆、艺术写作、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等,但因为短暂的艺术历史,尚未达到可以形成艺术家和大众之间连接的功能,但创作者又不能在那个时间段里等待;此外,社会在各种因素下,已经把艺术推向了另外的多种形态,推向更加社会化的位置上,“很多艺术家已经被‘训练’或者是被快‘拔苗助长’成全能选手了,这对艺术家本身是有伤害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挺好的土壤,人人需要磨炼。站在一个大时代的肩膀上,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机会,“这是时代给予的使命,每个在这个时代的从业人员都应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使命”。
因此,她认为艺术家更像是公共项目的小实验品,“作为一位艺术家,至少有自我创作的乐趣在里面。但是,真正进入到商业概念里,牵涉到很多东西。在这套系统没有建成之前,我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小小的尝试。但是,你会发现太多东西,根本不是在能力范围之内。”“艺术不只是艺术”的概念非常有意思。因为,艺术品在今天像更先锋、更前沿的实验,什么东西可以在你的艺术作品中抽取出来,转换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里还包含了所谓的艺术品本身的核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核心价值,任何意义都没有。如果只是为了让大众接受,只是为了市场,那么,我们做艺术的意义就没有了。其实,里面有很复杂和很细微的平衡。对于“稀奇”,她希望比自己的艺术生命更长。她希望“稀奇”作为些部分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实验,可以成为有意思的标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透过这样模式,创作出更有效的艺术模式或艺术品进入大众视线中。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范迪安:话题和品牌化,助推当代艺术公共化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当代艺术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雏形,从艺术创作到艺术推广传播,从艺术评价到艺术消费,各个渠道、各个平台初步搭建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但是,他觉得,我们只能把这个生态系统称之为小生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进程中,如何把当代艺术的小生态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大生态更好地建立联系?两个生态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构的、对应的关系,这才是当代艺术公共化真正的前景。“这个论坛很有意义,把这个话题提出来了,是很好的开头,使各个方面更多的建立起内在的通道,由此来共同推进在中国当代艺术公共化的进程”,范迪安说道。
关于当代艺术的公共化,范迪安提到“话题”和“品牌化”两个关键词。对于“话题”,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广面的又是非常平面,当代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风格、一种样式,或者一种题材主题,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经常表现出时期当下的话题,如果不能使这种话题变成一种前提,当代艺术可能就不会做得很好。同时,当代艺术的公共化需要品牌化的前提,“这种品牌化是成熟艺术家的总标识,也可以是艺术群体的重要思考。所以,他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够在公共化的领域里更多的被接受。所谓品牌,不是指时尚程度,或者是商业性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指具有自身的坚实内核,这样公共化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在他看来,中国公立美术馆全国免费开放的举措,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先进的理念,因为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个亿来投入美术馆、博物馆的开放,给大家带来了便利;但是,带来了便利不等于公众就接受了艺术,特别是接受了当代艺术。所以,他认为,美术馆要做的工作,是要把当代艺术更多的话题化和品牌化,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当代艺术中的创新价值能够变成社会的共同价值。
意大利常青画廊负责人之一Mario Cristiani
Mario Cristiani:通过不断互动达到共有目标
意大利常青画廊负责人之一Mario Cristiani以意大利常青画廊为例,主要谈及,在有着悠久的艺术传统的国家,他以怎样的方法把当代艺术呈现给大家。他说道,意大利当代艺术的环境比较复杂,与中国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区别。常青画廊位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里,“艺术在这个城市曾经起到了很多的好作用,现在也为这个城市在做着贡献”。他一直在思考,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现在的文化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几千年以后还能不断延续。在他的计划里,把全世界的艺术家请到小镇上,在城市中与周围的艺术家进行合作,再把本土的艺术家带到全世界,让大家知道艺术家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另外,他们也不断和博览会、美术馆进行接触,“我们的作用和美术馆有一些区别,是想把我们的艺术家,用我们的方式替他们表达创作和愿望,以及给他们商业上的帮助”。在他看来,公共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各个政府、画廊之间的关系常非常复杂,但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助艺术家来表现他们要表达的东西,并与社会和公众有更多的联系、合作,以及交流,“通过不断互动的方式达到共有的目标”。此外,他认为,美术馆和画廊有一个同样的作用,不仅要吸取外面的力量,也要把内在的力量带给公众,“就像我们画廊的名字一样,永久的画廊,希望它能够不停止地为这个目标做出更多的贡献。”

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
朱文轶:公共审美和公共美术建构的竞合关系
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谈到,当下文化观念与区域的碰撞是影响当代艺术未来走向很重要的两股力量,也可以看到这两股力量非常清晰地呈现在长沙的城市面貌中。比如,即将在梅溪湖建成的美术馆、谭国斌先生正在筹建的新博物馆。在他看来,这种面貌反映了当下新的建构,当代艺术正在建构一种新的秩序,在艺术创作者、艺术市场、艺术资本、公共领域的宏观调控下,由多种力量共同完成。
对于私人收藏现在面临公共化的趋势,他谈到,公共审美和公共美术建构两种力量本身存在着一种非常清晰的竞合关系,合作与竞争,包括两种力量在审美体系、审美观念上的竞争,也包括在资本领域上的竞争,最后到藏品领域里的竞争;而合作在未来会非常深远和典型,“包括这次‘艺术长沙’,本身就是历史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一次完美的、经典的合作。”而这种新秩序的建构,也体现在新的策展人、新的画廊、新的拍卖行中。之所以称之为“新”,因为,过去的艺术产业元素都在被重新定义、重新改写。据此,朱文轶提出,拍卖行是不是原来的拍卖行,画廊是不是原来的画廊?他觉得,长沙是既保护,又封闭、又保守的城市。谭国斌先生发起的“艺术长沙”能够把那么多资源,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整合起来,这本身既是个人的能量,也是这座城市在开放面上的呈现。

大未来林舍画廊负责人林天民
林天民:专业自主性的展览选择,带来公共化效应
大未来林舍画廊负责人林天民谈及艺术公共化,他谈到,二三十年前,画廊是很小众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走到今天,我们渐渐看到,似乎在努力推展一个大众的、普及的文化,透过很多现代资讯的条件,适当地拓展,变成了区域化,甚至国际化。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业之路,林天民回忆到,二十年前,大未来林画舍主要经营台湾本土艺术家的作品,“那时很辛苦,没有什么资源”;进而把领域扩大到西洋大师的艺术品,“十几、二十年钱,在所谓艺术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很低的时候,在欧洲、美国,有幸和艺术大师有了交往”。在1992年,林天民在台湾号召组织画廊协会,希望画廊产业不是单兵作战,而是进行一场组织战,以此扩大和提升整个产业的经济规模,并达到预期的公共化、普及化。
作为经历了台湾整个艺术发展历程的艺术行业实操者,林天民认为,现在长沙面临着与台湾曾面临的同一个问题,缺少美术馆。上世纪80 年代,台湾才出现第一个美术馆,美术馆作为公立的展览馆,而不是常态地展出当地或国家重要的现当代艺术原作。因此,他提出,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提高预算,让公立或私人美术馆能够充分地展现自己专业自主性的展览选择,这会为所谓的公共化起到比较实质的效应。林天民以台湾的艺术公共化经验为例,说道,“在台湾有一个资本家投入的艺术产业收藏,在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办了一个展览,这些藏家提供的作品是很小一部分的,大概100亿人民币左右。而这些就是话题性、社会指标性的品牌效应,让很多艺术家跟上并认同。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私人收藏、资本家投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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