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择胜亭铭》局部
对于书法，不少人以为学点魏晋，临点唐宋，便可拥得那个时代的古风，其实不然。早的不说，整个清代，仅有赵之谦、金农等人，还能沾点魏人体势。能入唐人堂奥的，刘墉、何绍基可以挨边，其余不足为论。可以说，魏晋风骨，几乎是清以来书家追求的精神实质。到了二十世纪，弘一和于右任在二十年代前尚存魏晋体貌，但随着晚年各自风格的形成，那点体貌已不复存焉。真正在晚年还能保持魏晋风骨的，只有谢无量和沈曾植，虽然他们的审美意味有所不同。
在明代，书法的形式，因为建筑结构的高大，使得高头大轴作品成为主流。为了适应这种形式需要，书家调整案头卷册的精致笔法，以至改变了形态和章法，从而区别于前代而独标于世。时过不到400年，当代人因为展览公示，不得不延续明清的形式审美。所以，不管当代人如何标榜自己高古，基本路数仍然归属明清范畴。
说是明清，其实指的是明末清初那个时段。历史在转折时期，虽是社会动乱，乱象杂生，却也引领各路英才纷纷出笼，这个现象不唯思想领域，书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古人眼里，书法仅为末流。
在明末清初的大变革时代，书法领域出现五位大腕，按出生依次为：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张瑞图、傅山。有意思的是，五大家中，具备魏晋风骨的，却只有同属闽籍的张瑞图和黄道周。按八闽地域细分，张瑞图属泉州晋江，黄道周属漳州漳浦，又同属闽南。凑巧的是，新时期的书法热，闽南的书法高手在全国占据了应有的分量。区别在于，漳州的书法群体多少受到黄道周熏陶，而泉州的书法风貌，从整体到个体，与张瑞图没有关联，不管是形态还是笔法，几乎找不到张瑞图的影子。
关于张瑞图，其名世的标志当属书法，史料称其书与董其昌齐名，所谓“南张北董”。但因其政治与阉党的关联，有好事者呲之气节缺失，将其与王铎并论，以为缺节之人，其书必恶，不可取，甚至莫名其妙套之“书如其人”以将传讹后人。
公平而言，王铎雄强俊逸的书风，放置书史，几人可望其肩背？而张瑞图则是以融合魏碑的雄强恣肆，和晋人法帖的跌宕典雅而特立独行。其线性棱角夸张，力度彰显，几乎忽略圆转，而极尽翻折之所能，使得刚烈、劲爽、强健的阳刚气扑人眉宇。从直观审美，这是真汉子的心迹，按照时下所言，真可谓正能量。更重要的是，其线性、特质完全符合泉州人倔强刚毅又不失机巧的性格特征。泉州的这个地域性格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已无从考究，但至少在张瑞图的时代，便从书法技法显现出来。因此，“书如其人”如果从性格角度出发，恰如其分。但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太奇特，会将所有的正能量寄托于把控各个领域的士大夫，以为士大夫就该是民族的脊梁，不管何时何地，士大夫脊梁不挺，士气要低人一等；若脊梁不弯，整个民族的精神就会朝气蓬勃。这个良好的主观愿望，却导致了审美的偏向甚至扭曲。
从基本的书法形态和笔法分析，张瑞图的书法，上可追溯到魏碑、晋帖，下可追邓石如、包世臣、沈曾植、乃至王遽常、沙孟海等，一脉相承，又风格多样。书法讲究传承，但传承本地域最优秀资源和基因，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个现象在其他的地方早已顺理成章。比如浙江学二王体系，江苏得吴门一脉真传，河南延续王铎气势，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地域书风、符号彰显。遗憾的是，泉州的书法风貌，却一如既往地无视张瑞图的存在，忽略这位乡贤的优秀特质，从而缺失这位具备魏晋风骨的一流书法家的滋养，是泉州书法人倔强性格导致不屑？还是审美缺失以致无从下手？
因此，如果要问，泉州的地域书风是什么？恐怕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因为没有最基本的传统主轴，而这个主轴则是与众不同的地域资源。一个地方连乡贤优秀基因都不具备，如何有更宽博的胸怀去接纳外面的丰厚素材？又能如何形成与众不同的地域风貌？
康耀仁，祖籍泉州惠安，书画家、鉴藏家、艺评人，中国书协维权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兼导师工作室导师，《法书经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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