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由乌拉圭国家馆代表艺术家Juan Burgos带来的作品“Déjeuner sur l'herbe”(2009)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Daniel Birnbaum
问:你有多少时间来策划双年展?这对过程和结果有影响吗?
Daniel Birnbaum:我是在2008年的三月收到邀请的,我立刻就答应下来,所以我大概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之后我邀请Jochen Volz和我一起完成这一策展工作,他也立刻答应了。由于我俩之前就合作过许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参加的艺术项目,因而我们可以对其中最受瞩目的项目进行改造。这样我们的策划就不必从零开始,这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问:你的预算是多少?你自己筹集到了多少资金?
Daniel Birnbaum:展览本身的预算是235万美元。所有较大的项目都有其他的资源提供资金。我不太记得总数了,但我知道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模式。最大的资助者是瑞士Luma基金会、俄罗斯Stella艺术基金会、芬兰阿泰克公司(Artek)与巴西Inhotim当代艺术中心等。资金方面我们对画廊要求得很少,反正无论如何它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毕竟在2008年的秋天,所有画廊主们都在担心他们自己的幸存问题。甚至连高古轩画廊都不希望参与进来。
问:在策划那一届的双年展时,你的目的是要与你的同行对话,还是要面向更广泛的观众?
Daniel Birnbaum:两者兼有。
问:你想做一些与之前的总策展人们所做的不一样的事吗?你完成了这一目标吗?
Daniel Birnbaum:我们打造了一些与之前的展会相关的部分,同时也启动了一些在双年展的历史中较突出的项目。我从不认为我的目标是要将自己与之前的展会总监们区别开来。我之前和Francesco Bonami一起担任过2003年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那我当然想让这一届展会与那一届展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将展会分成许多个部分,而是打造了一场展出了一些大规模作品、带有多个层次的展览。
问:你在整个展览中参加的最复杂的项目是什么?
Daniel Birnbaum:应该是托比亚斯·雷贝葛(Tobias Rehberger)被用作一间咖啡馆的巴洛克雕塑吧。我甚至不想去回忆我们为那个项目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一间功能齐全的咖啡馆需要许多的管道作业。不过那间咖啡馆现在仍在那里,没有人可以把它移走——花费太昂贵了!
问:你面对过的最严厉的批评是什么?
Daniel Birnbaum:当时媒体的态度都很温和,甚至对展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纽约杂志》的Jerry Saltz认为展览有些太理智了,这一点倒是很多人都同意。比较糟糕的是艺术家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Peter Feldmann)寄来的一封信,他由于一些运输方面的问题而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
问:你在双年展的策划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Daniel Birnbaum:我失去了10磅的体重——我走了太多的路,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吃东西。
问:你觉得你的双年展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你认为它给双年展本身的历史带去了什么影响?或者说你认为它改变了一场双年展可能有的形式吗?
Daniel Birnbaum:诸如娜塔莉·杜尔伯格(Nathalie Djurberg)和托马斯·萨拉切诺(Tomás Saraceno)等年轻艺术家的确被更多的人知道了。但同样很有意思的是,一场双年展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数十年前的作品的新的兴趣,比如利贾·帕普(Lygia Pape)和Gutai艺术小组等的作品。我帮助Francesco Bonami将2003年的那届双年展打造成了一场包含各种模式的展会。对我而言,那代表了策展的一种多元化。2009年,我决定这种综合性应该回归到独立的艺术项目上。我们没有搭建任何均质化的构架;相反,每一件独立的作品都被允许界定其自己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双年展代表了重心从策展视角向艺术视角的转移。有人很欣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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