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的刘墉（刘罗锅）书法作品
明清状元、进士精品书画作品展现场吸引不少观众参观
作为北京孔庙、柳州文庙国学文化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中国明清状元、进士书画艺术精品展》近日在柳州文庙开展，展出了由收藏家安继华收藏并精心挑选的30幅明清状元、进士书画作品。很多市民在欣赏字画的同时，对这些名动一时的作者也很感兴趣。日前，记者找到展品负责人刘贺斌，听他讲述了这些状元、进士们的逸闻轶事。
最后“三元”出自广西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有一块牌匾，上书“三元及第”4个大字。这是科举时代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连中解元、会元、状元的士子的最高荣誉。中国自隋朝实行科举制度，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时间跨越1300年，历朝历代状元进士叠出，但能够连中“三元”仅有十几人，其中广西就有两人。广西临桂人陈继昌(1791—1849)是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状元。
此次展览中有一幅陈继昌的作品：“文章巨蟹横行日，世界群龙见首时”。从内容看，反映了进京赶考的学子皆为全国各地的文人精英，而最后的考试也就是“群龙见首”之时。这幅作品应该是陈继昌高中状元后所写，体现出一种傲视群雄的心境，当然也包含了自己凭借坚强毅力完成殿试并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陈继昌是乾隆朝著名宰相陈宏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就博览群书，勤奋苦读。嘉庆十八年，陈继昌参加广西乡试，得中解元。嘉庆二十五年，礼部会试陈继昌再夺会元。由于在会试时体力和脑力消耗甚大，加之又不适应北京春天乍暖还寒的气候环境，陈继昌突然病倒了，几天不能进食。眼看就要殿试，陈继昌更是心急如焚。同来的广西举人建议他以身体为重，暂时放弃本次殿试。未料，殿试当天，陈继昌毅然爬了起来，下地吃了点补品，加了件厚衣服，走进了考场。待答完题交了考卷，他一转身才感觉天旋地转，昏倒在考场门外。
据传，陈继昌因带病考试，勉强答完卷，并没有发挥很高的水平，问卷大臣拟为一甲第二名。知贡举(主试)大臣曹振镛说:“本朝百余年，三元仅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于是将陈继昌改为首列，由嘉庆帝钦点为状元，成就了清代第二个“三元及第”。陈继昌抱病应试连中“三元”的事迹，被广传为佳话。清代名臣、“四朝元老”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状元)曾赠陈继昌一副对联：“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意为历代至今，登三元者，到陈继昌总共十三人。
后来陈继昌多次被派放外任，曾在山西、直隶、甘肃、江西等地为官，最后在江苏巡抚任上因病辞归故里，3年后病故于家中。陈继昌为官清正廉明，所到之处，兴利除弊，促教兴文，深得百姓拥戴。陈继昌诗文、书法均有很深造诣，最受世人推崇的是他的楹联，意境高远，且应对神速。当时不少名士都与他有联语交往。众多联语中，有一副说到他家族的特别引人注目：“高祖当朝一品，文孙及第三元。”
榜眼亦为“第一名”
“祖德宗功音容如在，子乘孙继俎豆常新”。这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榜眼于建章的作品，他同样是广西临桂人。今桂林市王城西华门“榜眼及第”的石牌坊就是为他而立。
清朝的历代皇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份子，在科举取士上采用“旗不点元”的策略，即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不取旗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从顺治帝开始历朝因循的惯例(仅顺治年有两科满汉分榜，不过满榜状元显然无法和全国状元相比)。只有同治四年乙丑科特别：状元崇绮，蒙古正蓝旗人;榜眼于建章;探花扬霁，汉军正红旗人。第一、三名都是旗人。也就是说，于建章是这一榜中的汉人进士第一名，他这个榜眼就有点特殊了。
这一科为何会“破例”呢?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殿试结束后，几位阅卷大臣在所有密封试卷中圈出前十名，送呈同治皇帝亲览。由于当时同治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阅卷之事便由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代行。慈禧见一本卷子文辞写得不错，字也挺有功夫，就主张点这本为状元，慈安说不出什么意见，由着慈禧做主，把十本卷子的名状安排停当，并用御笔点了。密封试卷拆开，才发现排在一甲第一名的竟是蒙古正蓝旗人崇绮，这可是清代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可是，慈禧御笔点中的状元，又不好改换。慈禧斟酌再三，犹豫不决，遂交由军机大臣和阅卷大臣商议。众大臣经过反复争论，得出“但凭文字，何论满汉”的结论，奏复两宫。崇绮作为第一位旗人状元，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重大新闻。
于建章中榜眼后，很快得委以实职。按惯例，榜眼、探花授职编修，仍需在翰林院中学习。而于建章在授编修后的第二年，便得授任做了乡试考官。乡试过后，即得授实职学政。清代学政按规定都要进士出身，带衔任职，不管所带衔高低，学政主持学务，该官的职权与总督、巡抚相同，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于建章入仕后，很快能得到这个职务，预兆他官运享通，可以大有作为。此次在柳展出的这幅作品，正体现了于建章欲继承祖宗功德，意气风发，大展拳脚的抱负。
同治九年(1870年)，于建章因生母去世，奔丧回家乡。在守丧期间，他旧病复发，熬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终于不治，在苍梧(今梧州市)去世。于建章还没来得及施展他的才能就英年早逝，留下了历史遗憾。他没有留下什么文章翰墨，此次展出的就是极少数存世作品之一，甚为难得。
文人才情看对联
这次展出的明清状元、进士的书法作品，除了临摹前人作品外，主要都是自己写的对联。很多人所写的对联对仗工整、严谨，意境悠远，展现出当时他们作为“精英”文人的文学功底和才情。作品中，如“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等，都是对联之中的佳作。前者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状元刘福姚(广西临桂人)的作品，他也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名字刻于今桂林王城东华门“状元及第”牌坊上。
此次在柳展出的，还有清代第一名状元傅以渐(山东聊城人)的作品：“陶令爱文常对酒，庾公逢月每题诗”。傅以渐是顺治三年(1646年)状元，也是康熙的师傅，官居相位，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这副对联中，“陶令”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庾公”指北周文学家庾信。作品体现了傅以渐向往陶渊明、庾信之风范，也侧面反映出他本人的博大胸怀。
关于他有很多历史典故与传说，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仁义胡同”：傅以渐在京为官时，家人曾因宅基地与邻居相争，父亲写信给他，让他出面找山东的地方官打个招呼。他看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家人展开一看，只有四句话，全文为：“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深知其意，主动将宅墙退后三尺，邻居知道后为之感动，也学着让出三尺，于是出现了一条六尺多宽的胡同，被命名为“仁义胡同”。这件事，在乡里传为佳话。后来，康熙皇帝南巡路过聊城，获知此事后顿生褒奖之心，挥笔题写了“仁义胡同”四个字。康熙题词和傅以渐的诗后来都被刻成石碑，嵌入墙中。
傅以渐在朝中虽官居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著称。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只骑一头毛驴。顺治帝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他的学生、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景被顺治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一卷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幅《状元骑驴图》：一头黑灰色毛驴，缰绳是顺治拎着;康熙则如顽童，持鞭催驴儿在后;他却像南极仙翁稳骑驴背。有一次，他赏画之后，在御印旁题字一行：“阁老骑驴，皇帝拎缰。天子赶脚，悠哉悠哉。”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这名状元很“偶然”?
此次展出的还有很多名人状元、进士作品，如刘墉、李鸿章、翁同龢、徐世昌等。其中，刘墉除了在政坛的卓越成就外，还与同在乾隆朝的翁方纲、梁同书(这次也有作品展出)、王文治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称“四大家”。论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此外，还有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打出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的曹鸿勋、与张謇被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并在中国率先发行股票债券的黄思永等。
以上的状元、进士都有着突出的成绩，而有人却背负着“中状元是因为名字取得好”的名头，一直耿耿于怀。这就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状元王寿彭。
当年，年仅27岁的王寿彭还沉浸在夺魁的喜悦中，朝廷里便传出了他中状元是“因名得福”的偶然论：进士名单上，王寿彭的名字让主考官眼前一亮，“王”、“寿”、“彭”正应了“王者寿比彭祖”之意。“老佛爷”凌驾于皇帝之上，是当然的“王者”;“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主考官认为，“老佛爷”正操办寿事(1904年为其七十大寿)，倘见到考生王寿彭的名字，定然欣喜。于是，主考官将王寿彭的名字置于参加殿试的考生之首，呈于慈禧面前。慈禧一见“王寿彭”的名字，果然心花怒放，立即点为状元。一时间，“偶然”之说愈传愈广，几乎人尽皆知。王寿彭有口难辩，写了首打油诗公开回应：“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又偶然。”
尽管有如此传说，但王寿彭能通过重重科考程序高中，当然并非偶然，也绝非庸才。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及日本，考察宪政，王寿彭则奉命与刘春霖(末代状元)等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与实业，这本身即说明清廷对王寿彭才能的认可。考察归国后，其所著的《考察录》很有“立宪”意识，提出了不少改良教育与倡导实业的建议。
王寿彭工于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这次展出王寿彭的一幅四挂书法作品，内容展示了其对楷书的独到见解，文字体现了其深厚的书法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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