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翁方纲年谱》载，“干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三月十三日，（先生）扈跸天津，圣驾自泉宗庙啓行，先生有诗恭纪。”“先生扈从天津，宿于黄新庄行帐中，……今用赋诗邀吴铭茶、法式善二学士和。”
又有阮元编《梧门先生年谱》载，“四十二岁，扈跸天津，恭和御制诗二十首，有缎纱之赉。”
笔者眼前这本《法式善集翁方纲书札暨翁方纲行草书长题》手卷，全长四米有余，中嵌五封翁方纲致法式善书札，左右另有翁方纲书，前后字体各异。开卷起首处，翁氏书“干隆五十九年春三月，梧门学士同扈从天津，携此卷于行帐中，为填写空处。覃溪。”正与两位先生的年谱相印合。
手卷作者翁方纲（1733—1818），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干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创“肌理说”，着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
上款人法式善（1752—1813）清代官吏、文学家。姓伍尧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涯居士。干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官至侍读。干隆帝盛赞其才，赐名“法式善”，满语“奋勉有为”之意。着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
翁方纲曾为法式善《陶庐杂录》作序[ 文见《复初斋文集》卷三页16]，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二人交往的许多资讯。如“自其幼时，颖异嗜学，尊人秀峰孝廉，受业于余。故梧门得称门人。”即法式善本生父广顺[ 法式善出生一月，即奉祖命过继给伯父和顺]，受业于翁方纲，故法式善于翁方纲执弟子礼。
又（法式善）“于典义卷轴，每有所见，必着于录，手不工书而记录之富，什倍于人，”作为学者的法式善，勤于着录与撰述，深为翁方纲所赞许。
法式善亦曾为翁方纲临摹的文征明书法作跋，云[ 文见《存素堂文集》卷三]“覃溪先生书，不名一字，楷法以摹虞永兴为最，行书出于元章、山谷之间，八分得古钟鼎款识，暨汉碑不传之秘，以质劲称之，尤其浅也”。又有“先生短视，一切皆需眼镜。惟作书则去之，且能做蝇头小楷。尝为人书《兰亭序》，纸不盈寸，而笔画锋芒各极其致，真绝艺也。”此处法式善对先生的书法可谓相当推崇。
翁方纲年长法式善二十岁，且后法式善五年去世。他与法式善父子两代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对法式善十分看重。出于对前辈的敬重，更是由于喜爱翁方纲的书法，法式善才把翁方纲平日写给他的手札装帙成卷。
手卷第二段文字谈到，“戊戌（1778年，干隆四十三年）春张芑堂[ 张燕昌，字芑堂，一作芑塘，因手有鱼纹，遂号文鱼，别号金栗山人，浙江海盐人。干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好古嗜学，]明经自吴门携来明贤手札数百幅于予诗境轩集同人联句题之，今见梧门学士以拙书小札装卷辄录前诗于此”。
“雕琢文字易失真（莫瞻菉[ 莫瞻菉（1743-1813)，字青友，号韵亭，卢氏县城关镇高村人。干隆壬辰（1772）进士，改庶起士，授编修，官至兵部侍郎兼顺天府尹，终大仆寺少卿。]韵亭），每于信手见为人（覃溪）。碎金江左风谁嗣（谢啓昆[ 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号苏潭，江西南康（今星子县）人。干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扬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蕴山），积玉长洲迹已陈（文衡山尝得金元玉手帖辄装为轴题曰积玉，覃溪）。师友宛然来次第（黄騂[ 黄騂，字药林，清兴化举人。]药林），裒藏转复费精神（芑堂）。从今不敢轻裁札，往往粘墻惹笑嚬（覃溪）。”注：此同人联句诗见《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二，页八。
“辛亥夏六月廿三日雨窗书距前联句时又十三年矣。”钤印：“翁方纲印（白文）”、“覃溪（朱文）”。
由上可知，翁氏于干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第一次见法式善携来题十三年前所作同人联句于上。俟三年之后，二人同扈从天津，法式氏为题手卷“空处”。
五封手札释文如下：
(一)手批《敬业堂诗》一部，昨始面问曹年兄，乃知去秋为钱湘舲[ 钱棨（1734-1799），字振威，号湘舲，长洲人。干隆辛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修撰。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连中“六元”的状元。]
之南归矣，奈何奈何，容再图之。尊稿一本，即当订毕即奉上也。
祺，不既。时帆司成，执友，侍右。方纲顿首，二月廿八日。
(二)现在各衙门正在将奉请派随围，汉阁学止二人，不得不先计备。去年承转借之帐房，乞仍代一转借，竟求先说定为恳，恐临期说不及耳。至恳至恳。外字二幅附上。梧门学士侍右。方纲顿首。
(三)米书方井，董书交芦、芦庵，古荡，秦亭。曾宾谷西溪渔隐图三首（曾建昌人）。
渔隐何如梵隐平，志难写处写于图。梦中时到麻源谷，却对黄姑说从姑。（黄姑山，秦亭之支也。昔人有西溪梵隐志。）
诗人兴寄钓人家，偈子凭谁转法华。淡墨水云何处着，盎然真意在梅花。（法华亦西溪山谷，西溪之胜在梅也。）
方井芦庵米董书，近人石泐更何如。烦召他日相料理，且访江村翠竹居。（西溪，竹窗高江村别业也。）
宾谷老先生以此图属题，留几上月余矣。予适因患在足腕，不能起立作大字，因爰此弁首之纸，遂以涂鸦补塞其空。他日桂兄见之，得无效秦七语曰，逼我太甚耶。
注：诗三首见《翁方纲年谱》页283，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0，庚戌），时翁氏58岁。诗文亦见《复初斋诗集》卷四十，页十三至十四。
另此札左下角钤法式善藏印“梧门鉴赏”（朱文）一枚。
(四)廿九日务恳早到作竟日畅叙，恕不速。时帆司成大人，执友，左右。友人方纲顿首。
(五) 经筵御论此时正在署中恭缮之际，敬恳誊一草稿见惠，至感至感。未知明后日可得否。籍候升祺，不既。时帆太史，文侍，方纲顿首。钤：秘阁校理（朱文）。
可以看出，翁、法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法式善拜托翁方纲为其着作审稿，翁求法借给皇帝抄写“御论”的机会给自己要一份草稿。而为作“竟日畅叙”，翁给法写信“务恳早到”。翁还至少连续两年乞求对方借帐房一用，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另外，札中也可注意到，不仅法式善时常有求字之举（如“外字二幅附上”），就连翁视为“涂鸦补塞”之作，法也精心收藏起来，可知法式善对翁方纲书法之厚爱。
正因如此，翁方纲在天津再次为此卷“填空处”时，必定颇费一番心思。“空处”共有六段，除开最后一段为翁氏临祝枝山成趣园记外，其余五段均为翁氏围绕“论诗”而阐发的议论。
为何翁在卷中专题“论诗”呢？其实从翁为法式善所撰《陶庐杂录序》中，可以看出翁对法式善诗作的评价并不高。如“与予论诗最久，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过于谢蕴山，冯鱼山[ 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曾为干隆进士、翰林编修、户部主事、刑部河南司主事，诰授奉政大夫。 ]，而功力之深造，尚在谢冯二子之下。”翁氏认为法式善虽然在诗歌方面的天赋、才气要超过自己的两位弟子，但在作诗的功力上，则逊之。还有“考证有资于典故者，视其诗更为足传也。”翁氏认为法式善所撰写的科名故实与典籍的价值，比他的诗作更有价值。
从诗说角度，翁方纲作诗倡言“肌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而法式善则提倡“性情”说，云“有情才有诗，此语吾深信。”[ 《题孙子潇双红豆词后》，载《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三]即强调作诗需要真情实感。他虽于翁方纲执弟子礼，但于“肌理说”，大体上并不赞同，尝云“学人之诗，通训诂、精考据，而性情或不传”[ 《容雅堂诗集序》，《存素堂文续集》卷二]，认为“肌理”说诗歌缺乏真性情。
我们可以想像，1794年3月，在天津黄新庄行帐内，翁方纲、法式善与诸位同僚学者之间，或许正在分韵作诗、或许正互相倡和，也没准在争论“肌理”说或“性情”说或别家别派，而此时翁方纲应法式善之请，可能在刚刚的讨论中有所啓发，于是濡墨挥毫而为文。
兹录其文并略释如下：
（一）渔洋先生论诗绝句云，柳州那得并苏州。予廿年前尝撰韦柳诗话一卷。此中微妙，难言难言。王孟与韦柳是合是离，知者罕矣。
按：王孟指王维与孟浩然，韦柳指韦应物与柳宗元。自北宋苏轼起首次将韦柳并提，并下了“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的论断。所以后世不断有人为韦柳高下问题翻案。如王士祯（即渔洋先生），他说“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
翁方纲在所着《石洲诗话》卷八中，主张将韦柳归属于不同诗品，而不是去强分高下，可谓有见。卷中题“王孟与韦柳是合是离”即出于此。
（二）徐迪功谭艺录浑沦不破一解，正是迪功善藏锋处。自昔皆以徐高[ 高叔嗣（1501-1537）明代官员，诗人。字子业，号苏门山人。]并称，然高在徐上远矣。
按：《谈艺录》是明代才子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着，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而翁方纲作诗持“肌理”说，提倡以经文考据入诗，所以对徐迪功的理论并不认同。此段文字亦可在《石洲诗话》卷八中找到呼应。“迪功《谈艺录》二千余言，实则菁英可采者，数语而已。”“渔洋有《徐高二家诗钞》”，“二家究以高在徐上”。
（三）阮亭题迪功集一首有昭代句，原稿是绝代。
按：阮亭即王士祯，渔洋先生。此段《石洲诗话》中亦有述及原委。“渔洋有《题徐迪功集》诗，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婵娟子。’昔在馆下校其集至此，纪晓岚云：“‘昭’字应是‘往’字之误。”予无以应之。其后予视学山东，得见渔洋此诗手草，首句云“绝代婵娟子”，乃豁然明白。盖因其纸昏，左“糸”旁仅有一二横，观者误以为“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误以为“召”字，遂误刊作“昭代”。所关匪浅，亟致书晓岚俾改正之。”其时纪晓岚正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翁方纲看到王渔洋草稿中“昭”为“绝”字之误，马上写信通知纪晓岚，可见翁氏治学之严谨。
（四）姜白石诗说颇具微言。白石论书论诗皆能发古人之秘。白石兰亭予尝手摹勒石于绍兴山阴王逸少修禊处。
按：姜夔，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着称。翁方纲对其评价甚高，曾云“山谷有言曰：‘以质厚为本’，姜白石曰‘离而能合’，此二语是诗文、书法之总诀。”白石兰亭，即世称赵子固本“落水兰亭”，据《翁方纲年谱》页161载，“干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春三月，先生得见赵子固落水兰亭真本，借至斋中一月，不接讌谈，不看文字，静心对之，至忘寝食。并尝手临一本，门人姜星六为勒石于山阴修禊处。”
（五）魏楚白云五言古诗以大谢[ 大谢，指的是谢灵运，东晋人，是山水诗的开创者，是我国文学史上着名的山水诗人。]为转关，此上下千年诗家一大关捩也。楚白援张曲江[ 张九龄（678-740），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则是矣，至于援及李空同[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则伪矣。
按：魏耕，明末抗清义士，字楚白，工诗，古体学李白奔放豪迈，近体学杜甫苍凉悲壮，在明末清初诗坛独树一帜。其所着《今诗粹》卷二中提到“大抵五古学汉魏者，转关必在大谢，唐之曲江、本朝之空同皆是如此。”此处翁方纲对魏耕提及“李空同”并不认同。
（六）疏通渠如带，环而缭之曰围玉溪。杠石以渡曰梯仙桥。四栝隅立缚茅曰维节亭。后一石肖芝曰芝巌。巌后结竹格，帘内广庭梅花回合曰玉妃丛。于是为堂其中，以网维众妙曰集秀堂。堂外活流平铺，旷广澄绀，崇山浸其中，曰涵芳沼，爰以林皋深处字之。临枝山成趣园记。方纲。
按：据《翁方纲年谱》页298载，“干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三月三日，先生至济甯州，黄易具舟相迎，支蓬啖面，同赏祝允明书《成趣园记》，先生有题字于前”。此处即为翁方纲背临《成趣园记》一段。
翁方纲后面这几段文字，不仅字形比前两段要大，而且结字规整，浓淡、粗细、行止极有韵律。一来可见作者在阐明自己“诗论”观点时的严肃态度；二来想必也是为了回报法式善对自己书作的欣赏，故写得极为认真。
卷后有丁未（1907年）光绪大臣张亨嘉题跋。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号铁君，侯官人。光绪九年癸未科进士。光绪十四年，提督湖南学政。光绪十九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七年，出督浙江学政。旋回京，仍在南书房行走，并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补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
另有戊申（1908年）年逸玉一跋。
卷前嵌原题签，题“覃溪先生墨迹。安邑宋葆淳题签。”宋葆淳，（1748―？）字帅初，号芝山，晚号倦陬，山西安邑人。干隆五十一年举人。官隰州学正。性傲岸，游迹半天下，所至以诗画史。长于金石考据，善鉴别，隶书、行、楷，皆入能品。据翁方纲与法式善的交游资料，宋葆淳与二人相友善，是二人金石书画雅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卷前隔水有李在铣题跋，详述与此卷因缘。“此卷乃前二十年持赠友人者，戊子春忽于琉璃厂肆遇之，爰用贾购归，思我友人益动感催之怀矣。老芝。余戊子颇患手病，今已渐愈，时年八十又八矣。乙巳（1905年）秋补识。”
李在铣，名侯，一字芝陔，河北涿鹿人，曾为涿州知府，富收藏，与翁同龢、宝熙交善，并长期与时任军机大臣之孙毓汶书札往还，或相互交换藏品点评鉴赏，或讨论古书画鉴定。
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咸丰、同治年间北京的着名鉴藏家：“咸丰、同治间……收藏书画者，当时有‘三李’之目，谓李季云恩庆、李西园东、李竹朋佐贤也。后又益以李芝陔在铣，称‘四李’。尝与大兴刘宽夫及心泉和尚（松筠庵住持，时名书画僧）相往还。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可见李在铣在当时的书画鉴赏圈中享有较高的声望。
另有“韵湖收入瓯钵罗室”藏印，此印乃李玉棻印。按：李玉棻字真木，号韵湖，河北通州人，擅鉴赏，曾将景其濬、曾协均、僧明基等三家所藏及平日所见辑为《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此卷建国后为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购，包首贴有北京市文物商店老签，可谓“得于厂肆，又归于厂肆”。
行文至此，读者想必对此卷已有一定了解。翁方纲与法式善均是干嘉时期着名学者，即使两人在诗作方面见解不同，但两人各执一派，同为当时的北方诗坛领袖。法式善的“诗龛”与翁方纲的“苏斋”都是当时北方诗学活动与文人雅集活动的中心。
此卷既是研究翁方纲与法式善交往的第一手材料，亦是帮助了解翁方纲诗说思想的重要参考。从书法角度，此卷亦非常特殊，信札、草书、行书、行草等多种形式合于一卷，是对其书法用笔、结字、章法学习与研究极为难得的资料。另经咸同年间名家递藏，可谓艺术与文献价值兼备，弥足珍贵。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