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画多过投资画的季玉年，受益於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
人生，有起有跌;市场，有升有落;国运，有兴有衰。当季玉年的人生，巧遇艺术市场的升势，正值国家繁荣兴盛，就是她收藏的画作带来价值丰收之时。季玉年创办的季丰轩画廊立足本地二十年，见证中国崛起为香港艺术行业带来的利益，亲历靠近内地令香港艺术品市场活跃的现象。然而，如果想请教投资心得市场趋势，她会答：“我其实不懂做生意。”始终，她真正爱的是：艺术。
“回忆多年来的经历，回想过程中遇见的人，每每萌起许多触动。”季玉年的感性、念旧，源於她与艺术的成长与共。
回忆经历感触良多
自幼学画水墨，一九八六年开始收藏画作，对象自然是熟悉的水墨画，“当时已常到内地拜访名师。但国画画家，成名之後，例如李可染画牛，无数幅来来去去，变化不大。”尽管如此，她收藏的一件关山月梅花长卷，至今不舍得放出去，“有些画由价钱上升到了回落，依然不想卖，只要拿出来细赏，便想起与画家相处的时光。”
由墨分五色的国画，走去西方，欧洲艺术家的绚丽色彩，令季玉年恍如梦游仙境。“西方人生活崇尚悠闲自然，画画心态自由，线条造型都率性而为，他们爱尝试自己那套，个人风格强烈。中国人画画，也许与民族性有关，尤其是成名後，对创作更为紧张，计划周到。”
几年下来，她发觉香港大部分画廊都在经营水墨画，进修过十九、二十世纪西方艺术的季玉年，另辟蹊径，尝试引入法国艺术家作品。
事实上，季玉年所收藏的，未必在画廊发售，无论是八六年开始的水墨画、九三年的中国写实画，以至九七年的中国当代作品，“一个流派中，只可代理几个人的画，但收藏则不受限制。”
她自嘲有点儿傻，有时去参观别的画廊，多过打理自己的画廊。就是这种到处看、好奇心的驱使下，令她更早地遇上中国当代画。
二○一一年春天，中国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三联油画，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906万港元创下当代华人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早在一九九六年，季玉年已和张晓刚作品初次邂逅，她形容过程有点“无厘头”，“九六年威尼斯双年展，见到张晓刚等人的画，却是在法国馆。心想，欧洲人为何推崇他们?他们这样画代表什麽?於是索性回去找他们，是求知欲带了我去。”
跟穷画家交上朋友
由意大利跑回中国内地，季玉年最强烈的感觉是：“好感动!他们是一群八六年艺术学院毕业生，好穷，活得蛮凄凉，却是有理想的艺术家。帮他们买画、推广，其实哪里知道投资价值?我一个个拜访，结果拜访了几百名，然後理出一条线，觉得当中几个画得好。我反而比一般画廊轻松，不是做生意，了解之後，跟他们做朋友，买画以作支持。并没升值的想法，事实上当时没人预知中国经济发展飞快。”
这群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穷画家，非常欢迎这位懂艺术、非外行、来自香港的画廊女东主。而季玉年通过这些“文革”中成长的艺术家，上了一堂堂充实的“国情教育”课。
如果香港是一本难读懂的书，那麽中国就是一套浩瀚如海的巨着、丛书，季玉年二话不说跳进这“书海”“畅泳”起来，她饶有兴味地忆述：“我是香港女，接受西方教育，那时不明白为何他们画这样的画。当代艺术与当代史记、生活有关，我索性到当地去，了解历史源头，怎样发展下来，画家创作背後动机。我对政治所知甚浅，他们讲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等，也讲‘文革’、‘百花齐放’。多谢他们介绍好多书籍，後来由共产党冒起以至整个发展史，都耳熟能详。他们真正生活在内地，知道得详细，例如杨少斌讲唐山大地震，他真的来自唐山。我最锺意他们的故事，各人来自五湖四海，充满新奇趣味，跟他们一起‘胡说八道’，好开心。”
听张晓刚说受Tàpies影响，季玉年就去翻查西班牙大师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的资料;发觉他们受表现主义影响，很崇拜德国的Emil Rudolf，季玉年又回去遍寻资料。她笑着望望记者：“变成我和你的工作一样，越了解越感趣味盎然，看画时知典故，更觉有意思。”
没想到“洛阳纸贵”
记者赏画找资料跟画家聊天其乐无穷，坐下来写文章时却往往“难产”；季玉年推广中国当代画作时，也是一个字：难。“没人买。我的本事是很懂看画，不懂推销。家里人也曾劝我别买太多，我倒觉得画家们好穷、好惨，那就我来买吧。後来变成我也好穷，介绍给顾客，对方说不好，不买，我也就收藏起来。”
她感谢画家之余，也庆幸上帝的优待，廉价时卖不去，无意中等待“洛阳纸贵”。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成名，又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案例。季玉年说，画面恐怖、悲情的作品，追求唯美的中国人，不爱买回家。她缓缓地分析道：“希望中国国泰民安、政治稳定，中国汉、唐文化到达巅峰，与国家政治经济有关。中国当代画家的画工，受西方技巧影响，西方收藏家易看明白。他们的创作内容代表中国某个封闭年代，开放後引起西方好奇，早期大部分入市的都是外国藏家。後来中国强大、富裕了，中国人才来追买。”
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售价创新高，国际知名画廊纷纷开设分馆，内地及国际艺术品拍卖行涌进，“事发地点”皆在香港，这小小的地方，何来如此魅力?季玉年曾说，这要多谢中国。“内地入口税、利得税比香港高，支付以人民币为主。在香港开一间店舖，卖什麽画没人管制，不会因画面太恐怖而禁止入口。国际大画廊将生意推去中国内地，香港当然成为交易点。艺术家追求自由，说话没谱，在香港，说什麽、评什麽都没问题。”
尽管香港楼价高，季玉年接触过所有内地人都锺意香港，“全国十几亿人中，想国际化的都先来港适应，中央政府总会将香港作试点，如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国际化。香港扮演中国内地与国际接轨的角色，但会否长远就不敢说，因内地学习快，二十年後的环境图画可能改变好大。”
香港艺术家需支持
她更悄悄告诉记者，内地许多艺术家都移居来港，并选择投资移民，以避开申请“优才计划”而被公开。季玉年认为这对香港发展创意有利，“香港最美丽之处，是什么人都有，但大家各自生活，互相包容得好。”
在一片大好的热闹场面中，香港艺术家滞後了。
季玉年提起香港艺术家，有点像讲到未成名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好惨，香港艺术发展不像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人才鼎盛，有几个成名不出奇。制度上内地胜过香港，美院毕业的艺术家，总会有一份工，有单位住，教书画画，时间充裕。艺术需要时间，香港就算有人才，工作好大压力，教书的有无时间画画也成问题。但多年下来，本地也已累积一些出色画家。”
要成为亚洲创意中心，谈何容易。季玉年认为香港一定要有政府政策培养人才。她摇摇头说：“文化，不是即食，不可揠苗助长，不可太现实，需要时间，让艺术家坐下来思想，点点滴滴，慢工出细货。日日想着怎赚钱去交租，对创意文化不利。”
西九文化区，为香港艺术界带来太多盼望与期待，但季玉年不仅嫌它面积有点缩水，对购藏政策亦感怀疑，包括早前M+收藏乌利.希克捐赠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品。
她的神情有点大惑不解，说“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研究，应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内地当代艺术与香港当代关系不大，本港在这方面研究人才不多，应由内地去收藏。”
她也明白香港艺术家的失望：“M+应先对香港艺术家有交代，香港艺术家需要支持，大家期待已久西九支持本土文化发展。讲来讲去，研究来研究去，做了那麽多谘询，原来‘我们’不是‘你’的第一。”
研究艺术必然寻根究底的季玉年，发觉香港艺术发展史，还欠一本书。“应聘请香港的大学生，让他们读艺术史毕业後有工作做，先将资料、历史理清，出版香港艺术史，就知道谁值得表扬。连这工作也不做，怎去告诉人，香港有值得表扬的艺术家?”
季玉年心中表扬的艺术家又是谁?她满脸向往地说：“那些成名的大师，如赵无极、卡特琳，却依然保持纯朴的心境、质朴的生活，赵无极住在没有富人的巴黎十九区，成名後一直没搬走，每天开心地作画，心无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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