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生活中的杜尚是禅宗

        12月23日下午3点，由作家徐星主持，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与新书《我心自由——杜尚传》的作者赵国君一起，在凤凰汇字里行间书店，畅聊杜尚其人其事，以及杜尚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关系。

栗宪庭与赵国君

 
        对于赵国君来说，杜尚亦是他心仪的偶像，不过杜尚给他带来的启发更多是生活方式与人生境界上的。

        “第一，是他的金钱观，既不清高无比地视金钱为粪土，只是对金钱的欲望极少，可以说他的金钱的观念极为健康。”赵国君举例，杜尚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时候，反而自己并不以艺术家的身份过活，而是去做一天挣五个法郎的图书管理员。因为他认为，艺术家一旦通过谋利来生活，那就只得在自己风格里自我重复，而这是对艺术有害的。

        “第二，是他的时间观，他的时间观念是有一搭无一搭，生活像闲云野鹤一般自在从容。”1915年到1923年，八年的时间，杜尚所做《大玻璃》作品，做一会儿停一会儿，“如果没有兴趣了，那就不要强迫自己非要把它做出来。”

        赵国君认为，无论是金钱观还是时间观，杜尚生活哲学的核心，体现为两个字——自由。这也是赵国君在其新书《杜尚传》书名前加上副标题——“我心自由”的原因。

        “杜尚的自由有一种中国人特别能够会意的部分，那就是禅宗的深意。”赵国君说，“杜尚的出场在提示着另外一种现代人格，那是柏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高贵的矜持，是一种戛然而止，回复内心的贵族精神，是一切想法与做法之外的高级活法，他的气定神闲、不以为意，又脚踩大地，宁静自足恰恰是时代急需的文明人格。”

        而这一点，赵国君自己也深有同感，欲引杜尚为知己和导师。

        做过税务、律师，后又组织“中国律师观察网”“艺术独立论坛”的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北漂”多年，几乎从没有正式地找过一个工作，只是埋首书斋，热心张罗着关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行动，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学什么的，应该在哪个圈子发展，以至于在公共场合难以介绍自己。

        “但我却窃喜于这样的面目全非，窃喜于不是角色的角色，这是杜尚所在意的，绝不把自由卖给任何一种社会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