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要有所承担——访《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阎安

　　《延河》是创刊于1956年的一份纯文学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延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了让《延河》在文学期刊的大河中永远奔流，刊物大胆地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延河》如何？记者采访了新任执行主编、诗人阎安。
     
　　记者：《延河》自创刊以来，大概经历了哪些时期，可以大致分为哪些阶段？

　　阎安：《延河》是1956年创刊。从创刊至文革前这一阶段，是《延河》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个阶段。那时候，《延河》与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比翼齐飞的状态。《延河》出现了一大批那个时期重要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是《延河》的一个衰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的因素，《延河》完全变成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革结束以后，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是中国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延河》的发行量达到13万册以上。整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在政治上思想上打破静寂，从文学上、艺术上爆发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时期可能是《延河》的又一个比较辉煌的时期。那个时期文学承载了很多的东西，超越了自身的功能，大家更多的是通过文学来关一些其他东西。文学就相当于一个传感器。当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延河》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延河》过去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到现在，它的影响力下降了，这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阎安：我觉的这个基础不一样。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革命文艺队伍的主体基本上留在了西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安当时就是革命文艺的首都，也就是共和国起步阶段的国家文学的一个首都，所以《延河》在那个阶段创刊以后，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要通过《延河》来出现，《延河》是当时三大刊物之一，是那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从这个意义上，《延河》已经很难能达到这个高度了。因为文学刊物的衰落，是历史的趋势，不是《延河》作为这个文学刊物在衰落，而是文学刊物整体都在衰落。现在《延河》的月发行量已经缩为六七千册。陕西作为文学大省，让《延河》月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文学刊物整体的衰落，其实也是文学开始回到文学本体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新媒体、传播的细化，在这个媒体革命的时代，文学不断“去功能化”，回归自身的身份。从历史经验上来说，文学要适应技术时代的多元化和立体的、细化的功能分解，所以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我们不再需要文学。其实人们对文学的需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革，文学的状态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到达。
       
　　记者：作为《延河》的执行主编，对于《延河》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阎安：其实《延河》的市场化尝试已经进行了，早在2007年，我们就《延河》月刊进行市场化的整合，在一个文学刊物已经彻底市场化、社会化的时代，我们必需老老实实进入文学内部和时代内部，对文学的本质和可能的时代关联做出真正行家的精准判断，在判断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略，在求变中求存，在求存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完成时代赋予文学的新责任和新使命。
        
　　记者：面临市场大环境变化，《延河》如何应对，壮大自己，产生新的时代影响力？

　　阎安：从目前角度来看，我们主要从栏目设置等方面加以改善，承受变革时代文学给予我们的使命，办有品质、有思想的刊物，接受住时间演变，承受住历史的考验和质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文学的市场标准的确立。一个文学刊物很难从根本意义上引领文学发展潮流。在文化界,《延河》近几年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第一刊物，但是陕西的文学观念则侧重传统范畴，要把文学本体和主体和谐统一起来，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全新的传媒时代，以前的刊物只考虑作者的创作和感受，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文学承载了过多的不属于自己的功能。而在目前刊物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杂志的发行，必需充分考虑到读者和市场的关键因素，要做到让读者喜欢、市场欢迎。将“刊物—作者”的办刊模式转变为“刊物—读者—市场”的新型模式。在非文学报刊逐步完成了市场化改造的时代背景下，如今文学期刊面对的市场依然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卖方市场。而市场的规律是：任何单一的卖方市场都不是健康的市场。中国文学期刊最大的弊端就是刊物为写作的人而办，而不是为读者而办；读者长期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参与文学的方式仅仅是阅读文学，读者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建力量，其身份难以确认和凸显。因此，目前的状况是读者迁就写作者而不是写作者迁就读者。
   
　　记者：对于《延河》改版之后的发展您下一步有何打算？怎么办好《延河》杂志？

　　阎安：首先，我们承诺，要将《延河》办成高品质的文学刊物，使《延河》不仅在陕西、西北，甚至在全国都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通过传播方式的变革、和读者联系的加强，让刊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崛起，获得自己的市场位置。陕西号称文学大省、文化大省，这种品牌的当代内涵必须依靠一份具有当代建设性活力的文学大刊予以支撑。这份刊物，要有能力面向历史挖掘一种潜力，用指向文化创造和人文再造的更高的文学理念，对一个时代有所承担，体现出一种整合的、创造的、引导的力量。《延河》担此重任，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