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盲流”道士王圆箓在公元1900年纯属偶然地发现了藏经洞以来，敦煌成为中国文人说不完的话题。100多年来，敦煌的厄运与幸运，以及与此相关的功劳与罪责，一直在回顾、检讨和追究之中。而有关敦煌的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和影视节目，虽然使公众关注敦煌，但在某些方面似乎给敦煌以及在敦煌工作生活的知识分子添加了太多戏剧性，使百年敦煌更显云遮雾罩。
余生也晚，无缘与王圆箓、斯坦因那一代人相见。但我幼年时期在父亲书房里见过向达和张大千，而高一涵、于右任、张维、范振绪、鲁大昌等人都是我父亲的老友，所以不止一次在家里见到他们，并听他们谈论敦煌。和常书鸿、段文杰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敦煌工作的学者和画家一样，我对这些敦煌的开拓者一直怀有敬重之情(还有一位不该忘记的甘肃学者何乐夫，也对敦煌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毕可、高尔泰、何山都是我的朋友，我认识毕可、高尔泰是在1956年前后，我在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高尔泰是兰州某中学的美术教师，我们常在美术活动场合见面。反右派以后，高尔泰被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我被发配到玉门花海农场，能从那里生还的人算是洪福齐天了。我最后一次见高尔泰是在“文革”中(1972年)，记得是在兰州省干部招待所，他到兰州是联系印刷一批农业科技宣传挂图。他让我看他的那些图稿，匆促交谈近况，同是河西农场生还的人物，难掩彼此唏嘘之情。
50年代中期，毕可从沈阳到兰州，正打点行装准备去敦煌工作。我们在兰州桥门街美术工作室那个旧楼上喝茶，看我的连环画稿，谈论敦煌艺术，我们“一谈倾心”，于是他邀我一同前往敦煌——幸亏我没有去，否则难说与毕可同样下场。“文革”后我去敦煌，打听老友的消息，我得到的是他的坟墓的位置——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我在夕阳下寻找他的坟墓的心境，成为我重新认识和思考敦煌时难以排除的阴影。
陈克俭的绘画才能在兰州美术界尽人皆知，他不喜张扬，老实而拘谨。正因为如此，他的死造成兰州美术界极大的震动。在目前条件下，陈克俭遭诬陷致死的来龙去脉很难说清楚。这再次使我想到历史档案公布的必要，我相信在有关案卷中会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材料。
我认识何山较晚，是在“文革”后期(1972年)我们同时被借调到甘肃省文艺工作室参加美术创作学习班。后来留在省文艺工作室工作，听说他与那里的干部搞僵了关系，离开甘肃。在高尔泰和萧默的文章里，何山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但我倒希望他写出他自己的敦煌回忆，例如“文革”中领导层的活动内幕之类……那将引发新的波澜，并进一步增进人们对敦煌的了解。
萧默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事，从1980年代初开始共事。我们先后退休后见面少了，但我一直注意他在学术活动方面的信息。
前几年《读书》杂志发表旅居国外的高尔泰有关敦煌的回忆，读后觉得不是滋味。论文笔和文章传递的个人感情，他的文章挺感人，但对于客观了解有关敦煌的人们的真实历史，则似意有未尽。后来先后读了雒青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和萧默的《一叶一菩提》，这两本书虽然体例、角度不同，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回顾和观察敦煌历史，对于了解真实的敦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雒青之书中一些有关历史的议论，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记述的重点是敦煌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段文杰。雒青之从王圆箓写到斯坦因、伯希和、罗振玉、王国维，再到张大千、于右任、郭元亨、常书鸿以及所有与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发展有过关系的向达、高一涵、张维、王子云、鲁大昌、范振绪等人。
萧默的《一叶一菩提》与高尔泰的回忆属于同一类著述，不但回忆他们在敦煌的生活与见闻，记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敦煌，而且深入个人内心感情。他们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论，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叙述、结论与人们习闻的敦煌有所不同。我觉得他们的回忆多少融有个人感情色彩，但这既不可避免，也不能成为否定他们著作的理由。
常书鸿是敦煌文物的守护者，他为敦煌贡献了一生最珍贵的年华，甚至婚姻破裂也不为所动。在回忆和记述敦煌的文字中，人们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但他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对“文革”前那些政治运动对敦煌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毕可的遭遇，是“十七年”中敦煌人危难处境的极端例证。整治毕可的手段不仅冷酷，而且卑鄙。“文革”结束后，敦煌研究所的大多数人反对常书鸿继续留任，这成为他离开敦煌的主要原因。应该说，甘肃省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符合人心的。对于段文杰在常书鸿之后在敦煌的“拨乱反正”，雒青之的书中有充实的材料。段文杰在具体工作上不可能没有缺点，但为了某些缺点，为了个人恩怨，为了肯定常书鸿而贬抑段文杰，不符合敦煌的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大多数敦煌人的真实心态。
我在甘肃的时候，听到过许多有关敦煌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的信息，但并不了解其间细节。高尔泰和萧默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觉得他们的回忆在整体上如实反映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情境。而且他们的经历和心情远远超越了敦煌，从敦煌看到的是中国，从敦煌人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遭遇与表现。
近来媒体和网络热议“高萧之争”，在我看来，两家有关“文革”中敦煌人事细节记述的差异，可以说不值得讨论。但一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对同事和友人的“检举揭发”却不能以“细节”视之。在告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中国，揭开告密的黑幕，比为了息事宁人而继续遮掩更有必要。
“文革”结束后，心存余悸的兰州美术界人士对高尔泰的戒备态度，使我想起廖冰兄的漫画《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心有余悸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设限。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经历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的教师们，曾经公开表示不可接纳高尔泰。在2010年的“高萧之争”中，高尔泰说了一句真心话：“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诚哉斯言。在我印象中，高尔泰是一个外型厚实、面容开朗的人。有关他的负面印象显然与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有关，西北师大艺术系的老师们所表达的实际上不是对高尔泰个人的恐惧，而是对极权统治的恐惧。
我敢于在敦煌问题上插嘴，既不是因为掌握了足够的事实，也不是因为具备足够的学识，而是因为我曾接触过前述书文提及的几乎全部与敦煌有缘的人物，并且像他们一样，有在荒漠风沙中生存的经验。在21世纪已经过了好几年的今天，我不知道世界上还剩几个有我同样经历的人。这种经验使我对所有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不论他在学术和人际关系上持何种态度)都怀有亲切感和敬意。而这种感情是与对一切镇压、告密、迫害的深恶痛绝同时存在的。
对于整个中国的严酷历史而言，敦煌可以说是渺沧海之一粟。敦煌人的苦难和敦煌“阶级斗争”之严酷复杂，更无法与那些中心城市的大学、科研单位相提并论。而正是由于敦煌知识分子未泯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良知，让远离敦煌的人们得以接近当年的历史。但愿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逼近个人内心的回忆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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