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成风光摄影集》序---山登极顶我为峰

　　摄影如果仅仅停留于记录或者还原某一时刻现实物象的记忆，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已然远离了艺术。但同时这样的记录和还原又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游离其间并寻找出属于艺术的东西来，便是界定艺术家与普通摄影爱好者的分水岭。余成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却深谙摄影之道，他的摄影艺术水准倒更像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艺术家。习惯上说，军人与艺术家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职业。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基本职责，富于幻想和自由反叛则是艺术家必备的条件。一个军人或者指挥员，要从繁杂、规律的军营生活中挤出时间已属不易，然后再改造已经习惯的思维方式以适应艺术创作规律的要求，这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一点兴许正适合了军人的特质。余成先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使二者都获得了很大成功，这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并多了一些敬意。

　　一位艺术家要成就其艺术事业，除了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勤奋之外，必不可少的还有机缘。余成先生的禀赋和勤奋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机缘便是参与长江首漂，走进藏地执勤……这些任务为他的摄影创作创造了十分珍贵的外部环境。但只凭这些是不够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学养才是余成先生实现摄影艺术事业的底气。我们切不可粗心大意地认为他的这些风光作品只是自然生态切割后的定格，岂不知这些自然风光作品里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客观地说，余成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每一次意识活动和自然的物象重叠，呈现出的都是摄影者对世界的理解和批判，从而透射出文化的光芒。

　　他对于自然的崇尚，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余成先生的浸润。天人合一，亲近自然，乃余成先生心智取向。他的自然是文化的生态，他的人文是生态的文化。在他的镜头里，自然绝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不是纯粹的风光，他在自然中彰显人文精神，在人文的世界里又努力表达人与自然的生态意识。他所敬重的文化是生态文化，如长城遗址、元阳水田、藏地经幡等。他所景仰的自然是人类保存完好的原生态自然，如梅里雪山、海螺沟冰瀑、青海湖、云南罗平峰林等。在这本集子里，“山”多以连绵起伏的雪山入镜，雪便是高处的水，画面阴阳色块非常鲜明；“水”绝不孤立成画，不让整个水域充盈画面，而总是辅之以山，以山衬水，相映成趣，仍然以阴阳之手法运用其中。“大地”、“藏地符号”这些分辑概不例外。儒道文化和禅学精神不动声色地融入其中。因此，我们在余成先生的摄影作品中看到的是自然与文化解读的双重真实。

　　余成先生的摄影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特色，那就是视角恢宏，富有感染力，极具冲击性。阅读他的作品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到作品中，并被画境所震撼。这样的大气之作传达出的信息，我们不能误解为是因军人的吃苦耐劳，身强力壮，而可以攀登常人不易抵达的高视角进行拍摄的产物，而究其本质，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余成先生的胸怀、气度的杰作。杜甫游泰山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心境；刘海粟以一代大师的襟怀写下了“山登极顶我为峰，海到无涯天作岸”的佳句。余成先生思想深邃，艺术思维敏捷，修成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因而他的摄影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如是的烙印。余成先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可上天又给予了他摄影艺术的天分，在这两难的境遇中他没有放弃艺术，而是独辟蹊径，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

　　那么他的蹊径究竟是什么呢？此前，我曾拜读过与余成先生有关的一部摄影集《生命与使命》。这是一部反映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他带领武警官兵在地震灾区的废墟中奋力营救幸存者的纪实性摄影集。《生命与使命》，也许我们能从这里找到答案。作为人，热爱生命，关爱生命，生命意识是第一性的；作为军人，使命是神圣的，这里的使命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命令，而是军人的责任与主动服从命令的愿望相统一了，它们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仁爱”。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余成先生在摄影艺术事业的道路上会走得更加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