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媒体永劫不回归（4）

 

房方：在经营画廊的同时又做媒体，对于我来讲，似乎没有特别的优势。这是一种把一个人劈成两半的生活，但我一直以来就特别热爱艺术和媒体的工作，所以都不想放弃。我挺享受这种分裂的工作状态。目前这两个工作都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感也在于此。我大学在中央美院学的是美术史专业，毕业后，又从事了五年的艺术类记者工作。在这当中我也反复思考过艺术媒体的问题，比如干嘛非要把学术与市场二元对立，有必要么？我发现中国的艺术媒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何金芳：我们最大的劣势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偏离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上海，远在广州，而恰恰是这样，让我们可以保持冷静和思考，呵呵。人只有在冷静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北京办事处是我们的一个窗口，为我们提供很多鲜活的信息。我们编辑部的情况比较特殊，由我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我高中时学过画画，后来又选择了外语专业，但冥冥之中注定我跟艺术有缘，在从事很多行业之后，2000年我来到了广东美术馆，工作了6年，我感谢广东美术馆，不但让我跟艺术重续前缘，更重要的是让我接触、认识了当代艺术，为我进入《画廊》杂志打下了基础。因为之前也没有读过太多的专业理论，也没有从事杂志的经验，就凭着一股热情和盛载着老板的信任，就走马上任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除了开明的老板，还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老师、同事帮助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因为，这三年多的路上，风雨兼程，真的不容易，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肯定坚持不下去。

 

盛葳：不仅我自己是美术史专业出身，我们的编辑也有好几位是美术史专业毕业的。从上面我谈到的专题也可以看出来，尽管我们从不刻意强调学术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做的很多具体工作都是很严格的学术建设，此外，将艺术扩大到生活和大众也是我们的重要目的。而美术史的专业知识和反思能力，都是非常必需的，譬如，我们长期做的“艺术批评”栏目，就是对重要的西方批评家的评介，可能会比非美术史专业出身的编辑做的更到位。当然，美术史专业教育里面也会包括很多媒体、出版课程，这些也都很有用。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有能力进行专业判断，对信息进行专业的选择和处理，做好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专题策划，而不是散乱地刊登艺术资讯。

 

顾维洁：工作经验丰富。从大众媒体到市场的很多环节都有经历，或许这是个优势。

 

朱其：我的优势可以帮助编辑弥补知识和判断力上的不足，我的知名度也会带动杂志的传播。

 

董冰峰：我的身份和背景比较复杂。我是鲁美油画系毕业，当过六年的老师，在油画专业的范围内停留了十四年，可以说我是个纯专业系统内部的人。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艺术的形态已发生改变，当时我中断了绘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从事着非主流文化的推广、策划和组织，比如地下音乐或独立电影等等。几年后，我选择了去广东美术馆工作和实践。当时主要参与的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这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在当时的中国艺术生态中是非常特殊的。然后又加入到费大为先生主持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从2006年的筹建到开馆经历了漫长的积累阶段。组织和策划几个大型的展览，像“’85新潮”等，做了大量资料和文献研究。那时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因为我们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历史档案的打开，而不是简单停留在之前已有的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著作里。我也在反思，不管你是从业者、艺术家、策划人，还是批评家，如何看待艺术系统，如何看待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及其背景的关系。到去年起接手做《艺术与投资》，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转折，从大量的展览策划实践经验又重新回到接触实体的具体文本工作中，发现其实绕了五、六年，你还是有一个重新开始。你对艺术的理解，当你融入一个体制、甚至把体制当做一种创作，衔接很多种不同层面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体的艺术景观都是在游离的状态中产生的，需要更清醒、冷静地去看艺术系统与现行的机制。

我解释的是杂志的具体工作和我自己的一些困惑、反思、不适应、到抵抗体制又产生新的作用力的时候，我就把思考过程，放在杂志的研究和现在正在不断做的展览实践系统里，然后再互相关照。

 

王南溟：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发现更多有新的理论视角的新人。我经常会关心一些不成熟的艺术和文章，而且从这些作品和文章中看到新的生长点，还有就是艺术家的新的尝试。没准这些被认为不好的东西恰恰是新的生长点。新的艺术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好的，但等新的标准出来后，他就成了重要的艺术，关键是我喜欢在艺术史的逻辑关联上深入分析这些不被人发现和重视的现象。我这个人不怕被人误解，也不怕被人骂，如果想着要前沿性，那一定要做价值待估的内容，我称这个为“风险学术”，当然做大家都认同的东西，那就是“安全学术”了，但大家一片叫好的东西往往已经庸俗了。

 

李璇：俗话说，做一行，爱一行，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兴趣是我做杂志最大的信心和条件，文学专业出身的我比较“诗情画意”，但多年的实际操作经验使我无时不刻不在警惕要刚性做事，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院对传统艺术和经典绘画的关注给我留下宝贵的实战经验和资源积累，接触当代艺术使自己的眼界更宽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吧！

 

 

 

何金芳：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艺术媒体的历史使命感，经常使自己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在美术史的发展上，艺术媒体记录和见证了艺术的发展过程，每篇文章都有可能成为日后查阅的文献资料，所以，我经常提醒同事们一定要谨慎、细心，不要给历史留下错误的数据。

 

盛葳：其实去年我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在艺术批评家沙龙第二回论坛上作了关于艺术媒体现状和对策的发言。主旨包括：

1、现代艺术批评的起源之一是媒体传播，因此，艺术媒体的发展必须和艺术评论良性共生。媒体是艺术批评重要的承载物，有责任引导艺术批评的良性发展；

2、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时时更新传媒观念，这也就是媒体自身的更新问题；

3、时刻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媒体的良知，而不至于沦落为“媒体经济”的附庸；

4、倡导“媒体生态”，也就是在艺术媒体中进行程度高低和不同类别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特色。而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纯学术杂志、大众艺术杂志、艺术资讯杂志都做得不到位，性质和类型趋同化太严重；

 

顾维洁：我不敢说别的媒体，我只希望我们自己的媒体能被认同，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工作，比如比学术媒体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对市场和藏家更好的引导，保持公正的立场和媒体的本则。至于我们有无做到，不是我说了算的，是读者说了算。

朱其：媒体应该在当代艺术中具有独立精神，并提出问题，进行学术建设。在实际操作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做得还不够。问题还是在于新一代编辑和理论家的知识储备和人文判断力不如上一代人。

 

董冰峰：我好象记得是批评家高名潞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严格意义上做研究的学者，在写作时是从来不看杂志的，因为杂志容易流俗，可信度低、权威性不够，学者不可能在文章中写，这个观点来自某某杂志，会显得很不专业。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难道杂志就只能做些现实的资讯、一些时效的报道内容吗？

于是我们在今年就有意识的加强做专题的力度。我们邀请了很多很权威的国内外学者与专家，我们的节奏逐渐放慢，我们的观点就可以沉淀下来，不是说杂志看完就扔掉，而是可以反复研究和细看。

至于杂志能够在艺术史中有何角色，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我们试图在整个艺术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观点和具体的影响存在。而且除去杂志的工作，我们还有和《今日先锋》与《现场》合作，《今日先锋》从第16期开始，计划保持半年一期，做些研究性更强的内容。这样对我们都是几个层次的工作平衡。

 

王南溟：如果是一本专业媒体的话，它应该能提供一种学术上的新的信号，而且要激活话题。其实《艺术时代》杂志今年做得是各种声音都有，有激进主义的，有保守主义，有各种艺术种类的，每期的观点都是有所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但有一点，它们都是挑起话题让人反思的。这样才能让媒体成为一种提供问题的平台。引发一次次的讨论。用这种讨论来触动思考。

比如，我们以前对一些艺术史中的现象都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所以《艺术时代》补一下这方面的缺失，因为这方面是纯理论研究的，当然翻译的文章很需要，这些翻译文章应该都有助于今天的研究。而使这本杂志做到批评与研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