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篆刻大师吴昌硕(缶翁)先生在上海的故居至少有三处,山西北路吉庆里12号是缶老晚年居住在闸北的“吴公馆”,那么,另两处“吴公馆”在何处呢?
去年夏天,沪上名印家陈茗屋先生从大阪来电说,他在日本获得缶老手书在泛黄的包皮土纸上的墨迹:“吴昌硕住上海大东门外升吉里,安吉吴公馆”。该纸长24厘米,宽13厘米。纸虽不大,意义重大,它是填补吴昌硕先生在上海印事活动的史料空缺之实物。茗屋要我立即去南市大东门外找一找,那升吉里老弄堂还在吗?次日,我约印人李唯同行寻找。旧时南市大东门外靠近黄浦江一带,从晚清到民国年间,车舟往来,商家云集,周围有王家码头路、豆市街、篾竹街、外咸瓜弄、竹行码头街等有早期老上海情调名称的旧马路,文化名人胡适生于此地的淞沪厘卡总巡府,陆澹安、王一亭等曾住在附近。我们沿着小街一路寻去,此地板屋、旧房正在逐渐消失,经人指点找到原升吉里所在的紫霞路139弄之址,可惜升吉里几年前刚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楼盘,紫霞路南边老弄堂沿街的老屋尚存。
我藏有一册民国史料《退醒庐笔记》,沪上老报人孙家振在此《吴昌硕三绝》一文中说道:“前清壬辰、癸巳间,先生卜居沪南之升吉里,与予家相隔咫尺,以是暇则晤叙,曾出其《舟中杂诗》见示,云:江南秋一色,望望极萧晨。抱惜古怀月,游拼独去身。海风芦折处,秋雪雁栖频。我亦怀归者,蹉跎问水滨……”查前清壬辰、癸巳间,是清光绪十八、十九年,公历1892到1893年间,吴昌硕住在升吉里,大概是1913年迁到山西北路吉庆里。我在一本关于老上海建筑书里发现几张升吉里照片,真是吃素碰到月大,照片中升吉里弄额上装饰的石制记年只见19两字,另外两个数字被只鸽子遮掩去大半,用放大镜看后估测出是25两字,可见升吉里造于1925年。疑问来了,缶老住在升吉里写此便条时,这升吉里还没造呢!茗屋说,那可能是清代早就存在一个老升吉里,要我再找找看。果然,在一幅旧得很模糊的清代老上海地图里,我用放大镜又寻找到变了形隐隐约约的“升吉里”三字,房屋排列有点乱,与1925年的升吉里布局大不一样。恍然大悟!果真是拆除了老升吉里矮平房后再造出新石库门升吉里,不过那是吴昌硕离开老升吉里“吴公馆”许多年以后的事了。至于传闻中的1887年缶老44岁迁居上海时曾住过吴淞的另一处“吴公馆”,早已湮失在记忆中的老上海那浩瀚烟雾中了……
吴昌硕与升吉里
吴昌硕与升吉里
吴昌硕与升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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