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艺术吸引力不逊于巴黎

文并摄／李珺

时间：９月２０日

地点：北京７９８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讲座主题：艺术与文化２０年发展报告嘉宾：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Ｐｕｅｌ（蒲皓琳）、英国艺术家　Ｈｅｌｅｎ　Ｃｏｕｃｈｍａｎ（海伦）》嘉宾名片蒲皓琳（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Ｐｕｅｌ）：《观点Ｌｅｐｏｉｎｔ》驻京联络员。欧洲和法国公民，１９６３年出生。过去的２５年里，以留学生、记者、作家以及外交官的多重身份在中国生活已近２０年，并熟知中国的政策。

海伦（Ｈｅｌｅｎ　Ｃｏｕｃｈｍａｎ）：１９７３年出生在英格兰，１９９８年获得艺术专业硕士学位。她总是对旅游充满热情，只要有机会就会到国外工作，美洲、美国和塞浦路斯都是她工作过的地方。她的“工人（２００８）”项目赞美那些建造了北京奥运会上标志性建筑“鸟巢”的工人们，并集结成书。

去听讲座这天刚好是７９８艺术节开幕的第二天，又恰逢周末，于是，说着外语或是中国方言的人们彼此谦让地在略显拥挤的园区里流动着，秋风则裹着几许凉意搅动着园内的艺术空气。在尤伦斯艺术中心精致的报告厅，三位外国女士或中文或英文地娓娓道出她们与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份缘。其中，在中国生活了近２０年的蒲皓琳在拿有“艺术创作中心”之称的巴黎与北京比较时说，现在，一些外国艺术家开始被中国吸引而来中国定居，北京和巴黎虽然特点不同，但吸引力是一样的。

１９８４年，我来到中国，那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可以说刚刚起步。

蒲皓琳：一直以来，外国人对中国艺术都怀有强烈的兴趣，以前，大家可能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更感兴趣，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当代艺术活动在小范围内展开。那期间，许多中国艺术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潜心创作。到了１９９１年，这些艺术家又开始聚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艺术村。

当时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还只局限于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因为中国当代艺术那个时候很难走出国门。这个情况在１９９３年发生了转变。１９９３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王广义和方力均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出现在这次大展上，这也使外界有机会看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人开始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兴趣。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展览上出现，特别是在法国巴黎，一些艺术机构开始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中国和国外的策展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程昕东先生在把中国艺术家介绍给外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９９９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大约有二十多名中国艺术家参加。许多人对中国艺术家作品里将中国传统革命艺术元素与社会的飞速发展相结合的东西很感兴趣。

之后，不光是画廊，一些国家级美术馆开始收藏并展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２０００年中期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开始飞速攀升，首先从中国香港的拍卖行开始，然后到伦敦，到纽约，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越来越大，购买者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都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在收藏，但是现在有些人觉得作品有意思，也开始收藏了，还有一些把艺术品当投资工具的人也来购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不光外国人是这样，很多中国人也这样。

现在开始有外国人把中国当成第二个家，在这里定居，在这里创作。

蒲皓琳：法国巴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艺术创作中心。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想融入到这个艺术中心的氛围里，于是纷纷定居巴黎，当然中国的艺术家也不例外，其中就包括中国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开始被中国吸引而来中国定居生活。北京和巴黎虽然特点不同，但吸引力是一样的，大家发现北京是一个有很多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也有很多创作机会，生活成本也比较低。我曾与一些６０后和７０后的外国艺术家聊天，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他们现在只有二三十岁，肯定会到中国来，在中国定居，在中国创作。事实上，这些艺术家即使不能到中国来定居，也希望到中国来办展览，所以我们开始看到一些非常大牌的艺术家在中国做展览，比如用条纹营造视觉氛围的法国著名艺术家丹尼尔·布伦，就曾在天坛公园办展览。

海伦是在中国定居四年的英国年轻艺术家，她说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既不是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不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而且整个国家高速变化的现实。

海伦：我是四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一直很好奇，在英国时听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很少。所以很想来中国，不是度假的形式，而是想生活一段时间。２００６年，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亚洲。我是坐火车从俄罗斯进入中国的。之所以选择火车这种交通工具，就是想更真实地体验一下英国与中国之间漫长的距离。到了中国，下了火车，我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到中国的第一个月，我去了上海、广州、西安，希望多转转，比较一下，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北京，因为我觉得北京和自己的气质最契合。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也让我有机会更潜心地创作。在伦敦，生活成本很高，为了谋生，留给自己的创作时间就会很少。在北京，除了创作时间充足，还能让我以更深刻、更敏锐的思维去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今年秋天，我会把作品在伦敦展示，相当于把自己在中国的一些经验带出去吧。

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关注角度正发生转变。

蒲皓琳：中国新老两代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和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老一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就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亲身经历了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创作主题也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过去这一段历史的，而这也是外界最感兴趣的。但是年青一代可能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因为现在中国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到世界各地去做展览，另外到国外旅行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使得他们的见识越来越多，所以关注的主题也越来越与西方的艺术家趋同了。

所以外界对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关注可能不是创作主题，而是创作技巧和表现能力。当然，我很看好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因为中国有很悠久的艺术创作传统，而且很多年轻人也表现出相当不错的实力，发展空间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外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可能关注点会有所转变，但是兴趣是一直都会在的，而且会越来越强。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好坏由谁说了算？

蒲皓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艺术批评相当于一片空白，这期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栗宪庭，他对向中国公众介绍中国前卫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一批新的中国艺术批评家成长起来，其视角和批评方式可能不同于西方，唯一的缺点是，缺少西方艺术史学家所具有的宽广而系统化的艺术史知识，对西方艺术史的认识也缺少一个结构性框架。

当然，对于西方史学家和西方的批评家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缺点，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了解只能依靠翻译，也很少有机会到中国来看看，所以，其了解可以说非常皮毛，比较片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买手和收藏家只看市场，只看价格，而不听批评家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造成了那种根本卖不了那么高价钱的艺术家的作品卖出很高的价钱。比如很多美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基本上没什么经验，也没做过展览，作品却卖很高的价钱。

所以，我觉得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其对艺术品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可能会对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有所调整，使其重新开始发展，另一方面可能会让艺术品市场更加成熟，也使艺术家回到自己的创作上，因为毕竟创作才是他们最应该关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