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看60年来美术的发展

因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系统总结新中国60年来美术发展的成就，是本年度内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梳理眼前历史的一个课题，因此，灯下黑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对于眼前的历史，即使不是专家，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因为七不离八。可是，八和七之间的距离虽然是一步之遥，却说明了这种梳理、总结、研究的学术状态和学术深度。毫无疑问，关于60年来美术发展的总结，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面去论，而综合这之中的不同，可能就会接近它的全部，也才有可能反映出60年来美术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般来说，丰富性是容易能够看到的，而复杂性的研究则更需要多角度和全方位，也更需要相关的史料来印证，而不是主观的揣测。然而，现实中缺少这之中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法，或者说还不够，所以，目前研究工作的整体还是停留在一般性之上。

　　从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来看，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美术创作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这就要求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这样的现实状况影响到美术创作，就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在政治化的倾向中，那种纯审美的艺术就自然到了主流之外，形式的表现受到了限制，纯审美的艺术就很难得到发展，因为艺术为现实服务的政治性的诉求，成了当时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因此，那种反映生活中纯美的一些内容很难参加主流的美术展览，而各种媒体也难以接纳这些不能与主流社会合拍的作品。可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如何在表现政治内容的同时，又能表现出艺术的审美价值，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之一就是选取了少数民族题材。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新中国美术，也应该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新中国、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同样也在各种政治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时代的特点，而少数民族的服饰、风情以及居住的环境等等都有别于汉族，显示出了文化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时，审美上所表现出来的新鲜感，都有可能在同样表述政治题材方面能够得到网开一面的宽容。因此，一批画家借助于民族题材来表达审美的情怀，这就成了50年代中期以来美术创作中的特别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董希文的《春到西藏》，常书鸿（满族）的《蒙古包中》，黄胄的《洪荒风雪》，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黄永玉（土家族）的《阿诗玛》，都表现出了题材方面的特别的力量。而在这一时期，民族题材在国际性的艺术展览和评奖中的突出表现，也为民族题材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特别的地位作了特别的宣传。周昌谷的《两个羊羔》表现了一位天真的藏族少女神情专注地凝视着两只初生的羊羔，获得了1955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1957年，黄胄表现青藏公路上地质队员风采和少数民族地区风情的《洪荒风雪》，获得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他们的成就都导引了后来美术家开发少数民族题材的热情。

　　60年来美术发展中的民族题材、民族题材的创作和民族美术家、民族美术事业等等，都是60年来见证美术发展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