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文化》：现代艺术的路线图

　　1995年，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讲演时，提到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只有两人：瓦萨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两位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前者堪称西方传统艺术的叙事大师，后者则是现代艺术评家中的不二人选。

　　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亦好似繁荣热闹，但与这种喧嚷嚣骚不对称的则是现代艺术的学术史介绍和批评文献的从数量到质量的匮乏与单窘。譬如格林伯格，这位现代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批评家，他的著述迄今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文集中译本，诚如此次新出版的格林伯格的艺术评论集《艺术与文化》译者沈语冰先生所言，“这极大地损害了中文语境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艺术与文化》一书最早出版于1961年，所收第一篇文章《前卫与庸俗》则写于1939年，是其成名作与代表作，亦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宣言和纲领。全书既有整体性的文化审视，也有极为丰富的个例析解。从论述“文化的处境”到诠解后期莫奈、75岁的毕加索，再到厘析架上绘画的危机、自然在现代主义绘画中的角色，乃至触角延展到美术之外，评析艾略特的文学创作或是布莱希特的诗歌。议论的尺幅可谓广矣，而细读每一篇文章，我读到的不单是格林伯格的犀利眼光，更让我歆服的是他对于现代艺术的热诚与真诚。

　　1939年，30岁的格林伯格开始为《民族》杂志定期撰写专栏评论，同时频繁地在《党派评论》和《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党派评论》杂志，这份季刊是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也是他的成名之地。《评论》充满了“强烈的现代气息和反斯大林的色彩”，这绝不是一份单纯的谈论艺术的杂志，在不懈探索艺术新疆界的同时，时刻对左、右极权主义进行辛辣地批判与揭露。因着这样的特色，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格林伯格会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他实在不是一个从事操作的批评家，而是以其思想确立了自身在美国现代艺术界的地位。

　　譬如《前卫与庸俗》一文，在格林伯格看来，前卫艺术是一种推动文化前进和保持高品质的新的批判性力量，这种品质与批判性不在于它们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相反是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分离、艺术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关注。而与之相对的所谓“庸俗艺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无产者和小资产者逐渐掌握了读写能力，但却并未“赢得欣赏城市的传统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审美趣味”，藉此，“新的城市大众对社会提出了要求”，即“要为他们提供某种适合他们消费的文化”。正是如此，庸俗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它以真正文化的模拟物为其原料，培育一种“麻木”；同时它又是机械的，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大量“生产”；或许风格各异，本质却始终如一。

　　如果“前卫”与“庸俗”的划界仅是生产方式的相异或是趣尚的不同倒也罢了，文中指出对庸俗艺术的鼓励是极权主义政府迎合人民的一种廉价方式，他“可以使一个独裁者与人民的‘灵魂’贴得更紧”。而“前卫艺术”的最大问题并非因为它们太富有批判性，而是因为它们太过“纯洁”，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在其中注入宣传煽动的内容，而庸俗艺术却特别擅长此道”。于此，我们看得出格林伯格并不单纯地从艺术内部来析解艺术，而他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因此也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在冷战时期把抽象表现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相较对于整体文化状况的清醒认知与爽利批判，格林伯格在书中对众多法国和美国艺术家的评论可见出他对艺术观念与创作实践的敏锐洞察，虽然很可能只是做简切精炼的表达而非论证翔实的铺展：“在莫奈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艺术世界，一个多样、广阔而又安逸的世界；而在短命的凡·高的作品里，我们发现他只是朝这个世界瞥了一眼罢了”；塞尚“身上有一种气质，他专门挑选他那个时代的绘画艺术所能提供给你他的那些最为可怕的挑战”；谈75岁的毕加索，他“已经屈从于太多的崇拜者所宣传的有关他的神话之中……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却是，他已经屈从于人类活动和存在的普遍的局限性”。类似的珠玑之言，书中所在多有。格林伯格是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分界线，他的言论为现代主义确立了一套标准，他的著作不啻是读者探勘现代艺术的路线图。不论是他的洞见、偏见乃至不见，都将对人们了解认识现代艺术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