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意义框架,如何从传统中召唤出来？

“今天，我们还是很难从当前在国际上走红的艺术家身上看到真正的个性。我想，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只作为中国背景的一个表现一个象征，如果中国不是那么重要，这些艺术品和艺术家或许也就不那么重要，相反的事实是：世界关注毕加索，但未必关注西班牙”，因而，“如果中国始终没有自己的意义框架，是中国艺术群体的悲哀。”

　　6月24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接受CBN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说到底是话语权的问题”。毋庸置疑，艺术评价体系的缺失和中国意义框架的未建立，是今天中国艺术群体的普遍焦虑。李军认为：“在任何时代，当代艺术是最不确定的和最具投机性的领域，其价值不定，还未成为历史，没有经过时间淘洗，因而最活跃、最具冒险性。”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艺术为例，“彼时，艺术市场上最走红的艺术家不是凡?高，也不是塞尚，而是当下的学院派艺术”，同样的，中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艺术市场，最昂贵的画作不是宋元时代的古画，而是当时的王时敏、王鉴、王石谷、王原祁――‘四王’的画作，才享有‘正统山水画’的赞誉。”

　　基于此，李军认为，谈论艺术市场的泡沫现象，不如谈论当下艺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有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以西方评价系统为主导的国际艺术市场里，走红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总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或对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发展历史进行“符号化”，“中山装”、“‘文革’时期的用品”、“被夸张的小人物脸谱”，以至后来的“大眼睛娃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签式作品。

　　李军指出：“由于中国的意义框架和叙事框架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当代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也仅限于元素性的利用，视传统文化为一个资源，比如蔡国强、徐冰的作品等等，但中国的文化应是一个框架一个意义系统，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有义务把中国传统的意义召唤出来，让艺术还原为对中国当下生活的合理表达。”

　　在李军看来，一个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现实是：在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与西方话语系统合谋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家陷入了对逻辑边界的无限度的挑战和突破中。例如，作品中一味“比狠”、“搞怪”。艺术家们肆意挑战事物的逻辑边界，独独忘了，艺术创作有益的方向挑战的恰恰应该是艺术家自身的心理边界，不断突破自身和传统对于当代艺术的限定。”

　　李军相信：艺术创作的意义如果限于对事理逻辑边界的突破是无价值的，而艺术家有益的工作应该是如何改变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比如改变自身认为的什么才是艺术，在这种突破和探索中不断发现语言。

　　现实似乎未必全然的悲观，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开始醒悟到“需要为未来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意义框架，一方面表现为批评群体、艺术管理群体的成熟，一方面则直接来自于艺术家工作方式的改变”。

　　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一名研究中国刺绣的男生所经历的学术方法和态度的转化颇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与当下表达的完整转化。一直以来，“如何让随生活形态改变而渐渐消失的中国刺绣艺术获得现代意义”是这名男生关注的命题，在伦敦，他看到一位英国艺术家的作品，“看似一块油漆效果的布满污渍的布，随意地放置在地上，而拿起来细看，却是精美的刺绣。”李军认为：“诸如此类的尝试，很好地说明了艺术家需要把眼光从对逻辑边界的突破收回到对心理边界的突破上，贡献更多观看、理解事物的角度和方法，这才是艺术创新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