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归隐的权利与排斥的礼仪：关于墙的界定笔记

归隐的权利与排斥的礼仪：关于墙的界定笔记

1971年

 

作者：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翻译：城市笔记人

 

【译者按：近日，见到建筑学的学生们在讨论现代性，手上正在翻译一部AA旧日牛人埃文斯的文集。遂摘了这篇专门谈论“墙体”塑造社会的文章，后半部所言，与福柯当年的研究已有重叠。埃文斯算是建筑中比较早地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了。原文写于1971年，文中所描述的“当下情形”正是欧美社会经历着各种政治危机的“情形”。】    

 

本文将用一种多少有些奇谈的方式，试图历数一番在战争的环境史中，那些抵抗信息的佚事。本文将关注人类是怎样通过排斥和遗忘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从而让世界变得适于生存的奇异方式。因为我们当下似乎已经掉进一个无助且隔绝的年代里，可能，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信息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是个什么都好、完美无缺的东西，被一堆不加甄别的符号、意像、讯息、理念所包围着，既能够启蒙某些个人和团体，也很容易困惑并消解个人和团体。这样看来，信息或许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信息绝非不主动。

 

看上去，上述把信息的流动等同于精神解体和危险的观点，似乎从来都没有被另外一种观点所淹没，就是以为信息流动能带来社会互动的更为乐观的解读。毕竟，总有一些人会把清除所有的不当感知（expulsion of alien perceptions）作为他们的毕生工作。例如，于斯曼斯（J.-K. Huysmans）在《反常》（Against Nature）中的一个基本虚构的人物埃桑迪斯（Des Esseintes），就是影射费岑萨克的孔德-孟德斯鸠（the Comte de Montesquiou-Fezensac）的怪癖和态度的。

 

埃桑迪斯希望身边的东西都是那些他喜欢或喜爱的；其它的东西一律要被丢掉。他的生活就被导演成为一种无休止的仪式。他的房间，他的衣装（accoutrements），他的餐饮，都回应着、折射着、强化着他那些奇怪的感觉性，肯定着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他会吃光一种特别制作的黑色大餐，旨在庆祝一下自己人生的病态阶段。但是他发现，即便在他相当隔绝的公寓里，巴黎的日常生活也太过影响到了他的意识，所以他决定要搬家，搬到丰特内（Fontenay）那偏远又荒凉的郊区去。

 

“伴随着要逃离这个肮脏堕落可憎的时代的欲望，还有他再也不想看到巴黎的室内总有人在晃动的身影，或是那种越来越抓紧他的要跑到大街上找钱的渴望。一旦他能够把自己同当地生活做出切割，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闯进他的隐居生活，会造成他的反感或是悔恨”。

 

通过这种方式，埃桑迪斯远离了所有让他鄙视、让他心烦的东西。埃桑迪斯在他的新居所里放了一堆镶满珠宝的乌龟们、无名的早期基督教小册子、画家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与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的象征主义绘画，这些东西为他自己的逍隐制造了一种秘密的围合——里面深深地镶嵌着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的意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成功地得到了维系，不过，代价就是刻意地和普通世界断绝了接触。

 

埃桑迪斯所选择的方式只是人们试图绕开这个不可救药的混乱宇宙的某些方面的诸多方式之一，人们这么做，旨在排除那些无常且不请自来的感知，以便修得片刻的安宁，不然，就会总活在烦扰和困扰之中。

 

很有可能，这些人类问题也给人体内部器官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现在，大家都理解了，起码有些人搞明白了，诸如感官性失语症这样一些疾病和失常（就是患者身上出现了某种听觉压抑（audile censorship），使得患者无法听到某类词汇），以及其它形式的精神分裂和失忆神经病，都是一种挣扎性的努力，以便在一些敌对和逼压的环境中保持个人平衡，不至自身瘫痪。这样，即便外部世界一直保持着它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内部消化掉问题。但是有时，去改造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环境动手术而不是对核心的神经系统动手术，似乎是战胜困难的更好方式，这样，才能在理念和现实之间维系某种联系。这里，重点从自我适应转化成为对自然的调试。于是，我们对于那些不可消解的问题的不断涌现的恐惧，导致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改造，这些改造以两种不同却又并非相互排斥的方式进行着：亦即，归隐与排斥。

 

归隐方式所肯定的是从这个嘈杂而混乱世界的武断袭扰中抽身出来的权利。归隐的形态——它的结构、地理和建筑——有赖于背景，有赖于所涉及到的意识形态和意向性。我们已经谈过了埃桑迪斯是通过哪些方式对他与世界的关系实施了切割的。而文盲且来自乡村的隐士圣西门（Saint Simeon Stylites, AD 390-459）切割关系的方式则很是不同。西门，就像诸多其他隐士一样，希望从这个满是罪孽的文明中脱离出去，以便靠近神的国度。为了同时实现这两个愿望，西门于公元430年爬到了安条克（Antioch）城东部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子顶上住了将近30年，直至在上面死去。西门被荒凉环绕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住得很高，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很是靠近形而上学的领域。西门活出了一种毫不妥协又有些荒诞的人生，只是为了避免跟他人同住的邪恶。在叙利亚古国沙漠的荒凉中，西门做到了对于肉身的最后禁欲。西门在柱子顶端的独处中，完成了一系列导向自我折磨、绝食、守夜、祈祷的苦行赎罪的活动；活着本身，仅仅成为一种预备的操练。

 

对于此类隐士般隔绝的有意推行，只是因为僧侣生活的组织化才得以出现。11世纪晚期，基于法国的一种修士会——卡都所会（the Carthusians）——的成就，按照诺尔斯（David Knowles）的说法，就是要“将沙漠生活石化或者驯化（不管您喜欢哪一种比喻）”。

 

古代在高柱上修行（the stylites）的基督徒们的独处，以及在尼提亚（Nitria）和思西提斯（Scetis）沙漠里的隐士生活，因为有了某些建筑道具的帮助，可以在卡尔特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里重演（见图2）。每个僧人的身边都建了一堵墙，形成了一处很小的内向型空间。那是一处用于祷告的单元或是棚屋，僧人可以在这个围合空间里睡觉或打坐，在角落上有一处厕所，连着一种原始的排污管道，这样，即便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所有的身体机能都会得到满足。这里，在这么一处为隔离个人所紧凑布置的巢里，上演着悖论化的可能性，建筑将人类之间的接触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当然，我们更多地会看到人们不是要努力禁欲，而是要规避禁欲。在后面的情形中，归隐的情怀无疑就发生了变化，虽然在这种情形下那种逃避的欲望以及在人和人之间划出界和线的必要性仍然存在。

 

不管是隐士的归隐，还是行宫的归隐，所有的自我隔离似乎都需要归隐者回撤到小团体的私密性之中，或是宣称个体的自主性。不管是哪种情形，总是存在着用一套关于世界的理念，重塑一个绝对和谐的世界的努力。人们将这种世界的重塑要么视为是一种危险的行动，要么是某种结构性的稳定，不过，这种作法起码有一个好处，它创造了一个小世界（a precinct），这个小世界内部存在着一种拓扑结构、一种因果顺序、以及带有某种突出意义的目的性。这就好像用一块幕布，罩住小世界里的居民，使之处于一种到处都是乐观回忆的熟悉地景之中——处于一种可以认同的场所之中，从而维护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倾向。

 

我们可以把这一概念从个体、小群体一直延伸到国家和种族那里。像中国的秦始皇就于公元前221年开始了万里长城的建造，这位显赫的帝王还下令去焚书，有用的艺书除外（诸如农书、医书、易书）。这里，万里长城可以被视为是大写的信息排斥原则，就像焚书的行为所体现的那样。正如一句平凡简练的中国古谚所言，“无惧南蛮，惟忧北夷”，这句话表明，万里长城既被当成了一道阻挡某个异己文化之喧嚣的盾牌，也被当成了一种谨慎的战略工具。

 

某位不太靠谱的爱德华时代（Edwardian，1901－1910）历史学家曾经写到：“今人多不以为长城是抗敌的屏障，反而以为那是一条石头的巨龙，旨在抵抗邪气”。只是到了现在，在一个同样遭受着新奇学习方式威胁的时代里，我们则会在一个近似的背景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离奇的观念，而不只是将之理解成为某种可笑的灵性说的例子。无论如何，万里长城在军事上从来都不很成功——尽管我们可以说，万里长城是军事形而上学的一项奇妙成就，它承担了对于困惑的驱除：它是一个国家集体地用手蒙住自己眼睛的动作。

 

我们从中国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我们不能一定就认为，凡是归隐都会不可避免地领向一种社会肌理的碎片化，因为即便在一个个人的层面上，这些私人的世界也不会像初看上去那般隔绝。某个传达给即便是假设性后人的讯息或姿态，也还是显露着讯息发出者的某种往来用意。不仅如此，这样的讯息还（最起码）会露出对当下的一种谴责；从谴责，得出来比特殊性更具一般性的某种事物的种子，比梦境要来得更加具体——就像博尔赫斯（Jorge Louis Borges）在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Tlon，Uqbar，Orbis Tertuis）中所描写出来的奇特情境那样，每个人都开始梦想相同的虚构世界，然后，这个虚构的世界就变成了现实的世界了。这种“元-国度”（meta-realm）的发现是偶然的，然而，一旦它被显露，它的要素和衣装们就不可遏制地要把自己塞进我们曾经以为的更具抵抗力的现实——这些要素在奇特的地方生长，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繁衍。以同样的精神，我们反思、优雅、独处的小栅栏们也竖了起来：这些小栅栏们通常都很多义（ambivalent），希望能够摆脱那种我们跟社会之间不加调和的交流的影响，同时又希望能够注意到社会。不过，通过将“身体国度”（body politic）细分成为无数的局部和体验的破碎领域，这种对思想斗争问题（the problems of mental strife）的直接解决办法并不总会和过去时代的特征（the temper of past ages）相一致。

 

例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这么对待这种城市生活单元化（civic atomization）之可能性的：

“我说……‘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相对独立于他人，这样，就要废除社会的独裁’。他看了我有一两秒，然后纵声大笑起来；我承认，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历来都高度推崇统一性的动因。人们一直把关于我们现实世界的理想图景（our vision of reality）看成是一种集体而不是个体的事务。卢梭（Rousseau），这位自由的倡导者，甚至建议公民们应该被强迫去获得自由，这里，卢梭似乎想说，公民们应该被督促着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正确的事情，从定义上讲，就是表达的自由。

 

这种为了一种同心文明（an isotropic civilization）的利益——就是为了所有成员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的文明的利益，强迫人们去实现自由的欲望，给我们留下了诸多考古遗存，仍然明显地呈现在诸多现存建筑的奇特目的性和形象上。例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注意到，19世纪英格兰建造的公共宿舍中，有一半都在左右对称的轴线上砌了一堵没有开口的实墙，或者设置了其它比较适合的屏障，以便将男女之间模糊的关系清晰化：我最初注意到这一为了知性上的清晰化而采取的独特建筑手段，就是在幼儿园（infant school）建筑身上。这样，正是我们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被建造成为我们周围环境的结构，创造出一种反映着自身太过人类化的动因模式的新奇地貌（a novel topos which reflects the patterns of its own, all too human, causes），最终，变得自己肯定自己——彷佛一旦忽视了一堵墙的存在就成了一种纯粹愚蠢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向碰撞和不小心擦伤似的。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归隐的私人权利的反面：就是集体性的排斥礼仪。这样一来，在一种跳跃的、难以解读的环境中，通向有意义生存的路径之一是告别这一环境，另一条同样有效的路径则是去改变环境的形状。

 

第二种对过度社团化所带来的恐怖的驱赶方式（expelling the terrors of overcommunion），就是在“身体国度”上刻下界线，区分出来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对身体进行肢解，或是悄悄地封存起那些更具造反势力和可恶的部分。隔离和排斥的礼仪比起归隐的权利来说，既更为隐秘，也更为实用。人们会在有用或无害交流形式以及那些有害交流形式之间做出区别，然后，就把精力都用在清除、镇压或是改造那些放纵于有害交流形式的社会成员的行动上。看上去，作为一种动力，所需要的就是强大的正直感和目的性。就像眼睛在被一粒砂子折磨困扰时，会用没有摩擦的分泌物的软体将砂子包起来那样，人类也会用一堵非攻击性的砖墙（inoffensive brick）去包围那些让他们感到有威胁的其他同类——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毫无悔歉，这就让我们很自然地以为，这种行为本身也有着生物学上的理由。

【图2，约克郡的格蕾斯山（Mount Grace）卡尔特修道院平面图】

 

在过去，通过一种在意义上的奇妙镜像逆转（a curios mirror inversion of significance），用作平静归隐者的居所也可以变成被社会放逐者、被谴责者、不可理喻者、不可理解者或是令人厌恶者的居所。古堡曾经被改成了监狱，寺庙和修道院曾经被改成了教养所、劳改监狱（rasp house）、麻风病院、神经病院。第一栋现代教养机构建筑，就是伦敦布莱德维尔（London Bridewell）教养院。它曾是爱德华六世私人的府邸，于1555年交给城市政府用于对流浪者、吉普赛人、乞讨者、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感化。但是我们也许不敢太过强调这种内在意义上的逆转，因为这些改用还是存在着某些物质性原因的：几年前，出于同样的原因，一群古巴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位于皮诺斯岛（Isla de Pinos）的监狱，而美国印第安人则占据了恶魔岛（Alcatraz）的堡垒教养院改造成为明确没有教养目的的建筑。归根到底，就是一些有关数字、地盘、界线的设置问题。

 

当路易十四（Louis XIV）和红衣主教马扎然（Mazarin）于1656年颁布了用专为收容或改造而来的综合医院（Hopitaux Generaux）去拘留那些赤贫、神经失常、乞讨者的律令时，当昆顿·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1908－1999）这么一位性情古怪、明显外向的同性恋名人最近决定，他不再想走出他一室公寓一步时，他们所尝试的都是很相似的把戏。他们都是在他们自己和他们不喜欢的对象之间竖起一堵墙，好把最烦扰他们的东西挡在外面，不听，不想。昆顿·克里斯普因为自己想要包围整个知觉宇宙的自大狂冲动，最后他发现，他只剩下了一个房间，他只能在那一个房间里建造起对他有意义的秩序之隅。但是路易十四和马扎然并没有这么奢侈的目标，当他们被周围性交高潮的叫声包围时，他们也更加谦卑。他们只是要排斥宇宙的某个部分——也就是百分之二：他们只是要把那些不检点、不道德、冥顽不化地坚持贫穷或疯狂的不够国民身份的人，圈起来。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是基于以前所谓的美学在设置障碍和制造切割的；将丑陋和可耻的东西遮掩起来。的确，这是一个颇为高尚的目的。

 

在上述情形和类似情形中，墙体就是军令，旨在压制所有堕落感知和所有非法团体。这些墙体并不只是能量传导意义上的障碍，还是通过消灭不符合统一世界概念的更加差异化的他者世界的部分，去阻止意义枯萎、维系我们个人或是普遍性梦想世界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概念的路障。墙体就是军事装备，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人格不受来自其它人性和自然的侵犯。

 

但是这一切似乎跟我们所接受的关于建筑肌理的目的的观点很是不同。的确，我们或许该问问，建筑围合的唯一功能是不是只在于抵御恶劣的天气。我们从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关于这一话题的某些讨论中，常常会得到这种印象。答案当然是 “是的”——只不过天气的严酷并不完全是气象学现象，而障碍也并不总是完全负面的。当我们把外部现实靠近我们的那部分关闭掉之后，难道我们不是注定要对被关闭的现实给出替代吗，不是在用一个不那么容易出错的影像在替代一个更容易出错的现实吗？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想想：我们习惯于建造墙体，然后在墙上挂上图画，如果那些图画就像在常规情形下、遵循着自然现实主义原则的话，那些图画恰恰遮挡了图画本身所应该代表的景色。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对非欧几里得形态的透明薄膜的背透上，或是在伦敦桥上投射上的全息郊区景观图片：这里，核心仍然是只展示一些我们喜欢的形象，去取代那些潜伏在深处的形象。

 

或许，正因为我们对感觉拥有着难以满足的胃口和欲望，仅有排斥没有补偿性的替代物，比如挂在墙上的图画，将比主宰着外部世界的混乱更容易让我们疯狂或是分心。然而，人类还是有本事去为啥都没有的墙体的美德去寻找理由的——有种信条就是要把所有外部的东西全部清除出去。为了阐明这种光秃秃教条是如何成立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 Helvetius, 1715-1771）给出过一个例子，他认为，把一个小孩锁在空房间里，只留下一盆花，就会刺激小孩早期对花卉的兴趣。在常规条件下，小孩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事物的存在，但是在这么一个没有其它干扰能引起他注意的特别环境里，这些留下的东西就会在小孩记忆的白纸上留下一次持久的印象。这位哲学家因此总结说，“惩罚……常常会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品味，使他成为一位专画花卉的画家”。

 

在18、19世纪的时候，这一认识的发展道路领向了某种特别是跟教育、感化和救济制度有关的陌生土地。我们下面将观察一下这一认识的几个建筑衍生物。

 

1830年代的一个例子就标志着在面对环境屏蔽问题时一套条理井然的方法论的开始；如果您愿意，或者这也可以被叫作“信息破坏科学”的开始。当时，有人担心关在米尔班克教养院（Millbank Penitentiary）里的犯人即便是住在单间里也有可能和隔壁犯人交流。在犯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就被认为具有可能瓦解隔离的作用，就像爱尔维修的盆花那样具有着教唆诱导的作用：于是，拥有相当的监狱设计经验的法国建筑师布鲁埃（Abel Blouet，1795－1853），以及卓越的科学发明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就被邀请到一起去合作建造10个实验性监狱单间的隔墙，他们的设计就是要为了阻止犯人之间的相互颠覆。布鲁埃是这么限定他们的任务的：“……开发一种建造方式，尽可能地阻止囚禁在相邻单间里的犯人们的所有交流”。

【图3，由法拉第与布鲁埃合作完成的米尔班克教养院单元之间实验性隔墙设计】

 

法拉第提出了把面向空腔的墙体表面设计成不规则的表面，就像在单元II、III和IV墙体空腔里那样。法拉第的发明就是要将从空气中传入砖体的声波模式破坏掉。话语因此就丧失了它们的清晰度，就像某个标志物的光线穿过斑点玻璃后会发生折射和漫射一样。人们发现，这种随机干扰技术在降低讯息传播清晰度的作用上很是奏效，然而，要在砌墙时折断那么多砖，也很奢侈，成本不小。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防止讯息传播，在锯齿形的墙体空腔中间，加上两道柔软的帆布就会达到这一效果（IV）。

 

当时，对设计效果的测试是这么进行的：在一个单间里关进去一个人，让他以不同的音频和音量向隔壁单间里的人喊话。隔壁单间里的人，则隔着墙体记录下他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程序并不是单要削减噪音的传播，而是要削减构成意义的讯息的传播。实际上，人们发现，减音效果最好的是断面X，然而减音之后仍然可以听清墙那边的话语内容，如果隔壁人是在用高音频叫喊的话；结果，断面X不及断面IV的效果。在断面IV的测试中，任何叫喊传递到墙体的另一侧时都已经变成了一堆模糊的嘈杂。

 

对于理性时代的几乎所有先进社会思想家们来说，从提出过布鲁日（Bruges）乞丐治理规划的16世纪人本主义者瓦埃乌斯（Juan Luis Vives,1493-1540），到1834年轻率地提出过类似天主教“再生除名”论（出于很是不同的原因）的“济贫法”（Poor Law）建议的实用主义者查德维克（Edwin Chadwick, 1800-1870），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欲望，就是要根除所谓“可疑”或是“威胁”份子之间的所有可能交流。这种犯人之间的交流被固化成为一种传染病似的形象。罪恶就是一种精神之间的传染性疾病，为了限制它的自我传播，需要隔离的措施；因为不像常见病那样，道德疾病是可以通过和同类接触得以加重的，类似于某种罪恶回响，越接触，越邪恶。因此，这才是为什么，这些墙体的隔音效果就成了向善的一种强大动力。这些墙体隔离着并麻醉着其他人灵魂深处的危险，这样看来，谁又敢说卡尔特修道院里那些带有庭园的墙体围合空间就一定是以更为乐观的精神设计出来的？或者，谁又敢说，现代社会里的对应物，诸如马丁.波利（Martin Pawley）的“时间住宅”（Time House），就根本一定不同？

【图4，巴黎比斯特收容院平面图，引自布鲁（Paul Bru），《比斯特收容院历史》（Histoire de Bicetre），1890年】

 

但是，回到启蒙时期关于隔离各种冒犯型品行的类型上去：如比斯特收容院（the Bicetre）所展示的那样（见图4，当比斯特抵达其盛期时），这栋建筑以其宏伟的方式，执行了消音墙那救赎性的信条。与其说这是一处位于巴黎市郊的医院，还不如说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独立省份，整栋建筑的周边墙体足有1英里长。在这样的围合区（enceinte）内，有一堆堆的院子、区间、单元，每一处都按照人的衰弱或是堕落程度划出了等级：那圈环状的单元里关着精神失常犯罪者和狂暴精神病人，中央院子里，住着弃婴们，弱智儿童则住在靠近平面中心一个区间的位置上，等等——此处人们犯傻和不幸的种类被如此仔细地计算着，以防对于缺陷的放大，那将导致病人被暴露给另外一类畸形或是另外一类堕落者的堕落行为。对应着这种新型的道德分类体系，出现了一种人造地形，这里，用墙体、路径、楼梯、窗子、门洞的地形增补着山峦、裂谷、河滩的地形——还有那些屏障、通道、关卡们，通过这些手段，不合规矩的情感要被压制、引导和区分。

 

在比斯特收容院，其目的性的单一很是明显。一层层的分类无非是要在一堆杂人身上强加上某种有意义的划分——这就是目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收容精神病人的公共机构那里，就是建于1815年到1818年间、位于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面向乞丐精神病人的收容所里，院方尝试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策略。在这个建筑的设计中，设计师认为人们感知到的不同景物具有着心智或者身体上的帮助作用（mentally or physically enabling），建筑该有目的地显露着自然景色的医治作用，让感知和景色联合起来。这样，建筑就获得了一种环境审查者和宣传者的角色，故意创造一种近似感觉失语症般的外化且一般化版本的条件。

【图5，华琛和普利奇特于1815年为塞缪尔.图克设计的韦克菲尔德精神病院】

 

韦克菲尔德精神病院的是由名叫华琛（Watson）和普利奇特（Pritchett）的两位当地建筑师在塞缪尔.图克（Samuel Tuke）指导下设计出来的。而图克是约克郡（York）一座名叫“度假村”的精神病院院长，也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先锋。图克并不将精神病院视为是一种对世界的逃避，而是视为一种过程——一种注定要走向对精神失常进行治愈的过程。他的设计因此也被逐一细化成为部分。整个建筑被划分成为左右两个镜像部分，一半住着男性，一半住着女性。每一半再根据精神失常治愈的不同阶段加以细分，从无法自控、难以医治，经由可治愈但尚未治愈，到那些正在恢复者，最终到“康复”一类，这些人几乎可以重新进入这个正常的世界了。每一类人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立的起居单元、日间活动室、锻炼用的院子和餐厅。将疯狂阶段进行审慎的隔离，其要点并不是某些简单的管理理性化，而是在过程中帮助病人康复。一般的医学共识是，病人时不时地感知到心灵失衡者的干扰和烦躁，例如那些更为疯狂者可以忍受的干扰，肯定是不利于轻度病人回归理性的（从定义上讲，正确的理性就是一种坚决而不受干扰的平静状态）。我们可以在每个露天的院子中央部分看到这一信念的积极侧面是怎样被实施的，那里，地表被垫高成为一个台地，可以在上面看到四周乡野农村的风景，这样的景色被认为可以安抚失常的心灵（台地把病人的视线抬高过围墙的高度，然而台地面向隔墙的陡坡（shelving off）也让这个院子里的病人和隔壁院子里不同等级的病人保持着一种合适的距离）。这一机制的建筑乃是打造所谓“综合地理学”（synthetic geography）的生动实例，这里，通过对外部世界某些侧面的遮盖和显露的精明算计过程，综合地理学旨在展开一场对人类本性的无意识改造：就是面向病人心灵里最佳可能状态的反射性运动（reflex movement）。

 

在关闭体验的所有手段中，诸如距离（像在纽约的世界乌托邦聚居地，流放生活中）或是缝隙和山峦（就像在香格里拉、失去的世界的传说中，还有阿索斯神山（Mount Athos）），墙体明显是最容易采用的手段。然而，作为道德、美学、社会排斥手段的墙的历史（这里，这三个范畴似乎汇聚到一点）却尚未被书写。无人认真地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建筑，可能是因为这一视角最终会遭至最大的怀疑，因为从这一角度望过去，人造世界就会被视为是在一个缄默的相互不理解、误解、厌恶（misanthropy）的宇宙里，一种重要的稳定性势力。

 

跟冷酷强权（Procrustean）的排斥手术相比，我们不由自主地会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归隐可能是个更容易接受、更加温和的方式，也是在面对当前再次袭来的生存绝望时，更为可爱的面对方式，然而，排斥与归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战败。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之中所看到的，未必是一个年轻天堂正在浮现的美化远景（budding vision），倒有可能是一种人类失败的新型技能的诞生。对避难所（sanctuary）的渴望再度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