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是80后吗？

吕澎的文字大多是反诘，这就好比有人说“狗屎是臭的”，另一个人便反问：“你怎么知道狗屎是臭的？你吃过吗？狗拉屎的时候你在哪儿？如果是臭的你有责任制止，你制止了吗？如果你并没有制止为什么却在事后说这样的废话？到底是什么居心呢？你是不是和狗屎之间有某种默契？或者你其实就不是为了狗屎而是为了其它什么？”
　　所以，这样的文字并不值得辩驳。但是有一些涉及常识和事实的东西，我则要清楚地指出来，免得以讹传讹。


　　王林：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一时间作鸟兽散。
　　吕澎：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初的情景，就会理解，不要轻易地使用这样的词汇，那个时代的背景你不是不知道，每个人都很艰难，逃离与躲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吕澎所谓的“每个人都很艰难”，所以“逃离与躲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是个犬儒逻辑，也是对于“鸟兽散”历史的苍白掩饰。在极权政治和意识形态专制的现实中，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艰难而逃避，这一定是“前卫”们的耻辱，“精英”们的堕落，甚至是民族的悲哀。“艰难”是现实，拯救与抗争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倘若“逃离与躲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去充当奴才甚至帮凶也是情理之中了！


　　王林：王川以“墨·点”为祭坛的深圳个展，孔永谦以文化衫叫卖于京城的波普行为，还有成力抬着现代主义者尸体送葬的兰州街头等等。正是这些活动在中国艺术最沉闷的时候燃起希望，于无声处的惊雷和众声喧哗的嚣声相比，前者对于历史是更为宝贵的。
　　吕澎：在1992年之前散落在各个城市里的不多的现代艺术展览，仅仅是历史转折时期的过渡性文献，艺术对时代与现实的反应，艺术家对个人心理的表达还在模模糊糊的状态中……那是一个转折时期的心理状态，与最早涉及到的“市场”问题有联系，可以记录下来。但是，这些作品显然不是90年代的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1989年是一次地震，对于世界来说，89前后的东欧剧变是一个界碑，89以后，整个世界的政治、文化以及军事格局完全改观，中国也从充满希望的改革一变而为压抑和功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刚刚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土地上，文化衫等作品的出现尤其显得难能可贵。所以，“模模糊糊的状态”大概是吕澎先生对自己当时的描述，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边“逃离与躲避”，一边“模模糊糊”地去关注“市场”了。


　　吕澎：展览前两天，文化局官员检查的时候要求将王广义等八个艺术家的作品拿下不能参加展览，可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将艺术家的300元报名费退回去，我就拿下。金钱就这样临时阻止了意识形态的压迫。你应该看到，市场的合法性帮助了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尽管这个合法性的时间与空间具有临时的特征，但是，它比作品完全湮没于艺术家的画室里显然有了进步。

　　吕澎所谓“金钱就这样临时阻止了意识形态的压迫”，无法与“市场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因为“300元报名费”不能退还，所以“王广义等八个艺术家的作品”得以参展，只是主办者贪欲使然。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花钱买通关节，不但艺术，一切受制于制度的东西岂不是都可以登堂入室。这不是市场，而是行贿，不是经济，而是犯罪。


　　吕澎：在体制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当代艺术不靠这些商机又靠什么？

　　如果承认“体制问题”的存在，却扭头去靠“商机”获得苟活的空间，那么，体制问题就会永远存在，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体制是不在乎运行成本的，丧失这种利益而获得超强的稳定，对于体制来说是值得的。而人们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既丧失了改变体制的责任，同时不得不屈从于“商机”的左右，这样的艺术不是婊子还能是什么呢！


　　吕澎：当代艺术本身也因为合法性没有彻底地建立起来，国家资源我们几乎用不上，如果加上我们对“国际资本”的质疑，按照你的说法中国资本又是乱来，我们有什么途径可以既保持我们立场的纯洁性，又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难道不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牺牲吗？……这个世界就是泥塘，你不是被淹没，就是成为难看的泥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很奇怪，吕澎在前面说了一大堆对市场与资本的美誉，到这里却忽然慷慨起来，高歌不计利害的牺牲精神。既大声提问“有什么途径可以既保持我们立场的纯洁性”，呼吁既“坚持真理并且以它为人生的目标”，又彻底悲观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泥塘”。这是吕澎最后的话，到这里，逻辑的混乱与信仰的丧失已经是分明的了。

　　昨天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吕澎的这篇文章，我看过以后问他：“吕澎是八零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