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本斯到大卫：安特卫普400年的图像故事

当400年前的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与当代的大卫·克拉尔博（David Claerbout）同台演出的时候，场面还是相当诡异的。作为比利时安特卫普不同时期的两个文化象征，他们只分别呆在各自的领地里，鲁本斯位列卢浮宫，大卫·克拉尔博谋生于当代画廊。

　　5月1日至6月21日，《图像的故事——安特卫普古典及新时代大师展》 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展览分22个展厅，其中有200多件绘画精品，几乎囊括了安特卫普三大美术馆的主要藏品。其中最贵重的展品为鲁本斯的油画真迹《哀叹基督遗体》（Lamentation on the Dead Christ）。此后，该展览将于8月至10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进行巡展。

　　大卫的“回望”

　　作为展览的一个开始，大卫·克拉尔博播放了一段生动的投影录像：一个小女孩与一个男子坐在一栋房子阴影露台中，男人低头看报，女孩则在画册上画素描。一旦有观众经过，男人会“微微示意”女孩，有客人来访，女孩此时会别过头来看一眼观赏者，几秒后又回过身继续作画。

　　这是两个不同维度时空的交错，作为观赏者的空间和艺术作品里的空间。尽管作为“预录”的影像与观众发生互动的小把戏，在当代艺术中屡见不鲜，但这种充满细节的诡异，仍然能颠覆观赏者对于图像的期望——作为被观赏者，它居然能够回应观赏者的凝视。

　　大卫是属于新媒体艺术的探索者，在比利时相当成名，这件名为《无题（卡尔与朱莉）》的作品是大卫于1999年创作的录像装置艺术。当然，过去的十年间，新媒体艺术越来越精密，有关互动的话题早已成为旧闻。但这不妨碍大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这并非取决于大卫新媒体艺术的互动究竟有多吸引人，而是他早年关于“观察者”与“观看者”的清晰论调。“视觉与视觉效果的主体永远与观察主体密不可分，观察者比观看者能获得更丰富的体验。”他说。

　　无疑，这样的论调若摆放在400年前巴洛克时期巅峰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本斯面前，显然是无法立足的。善于从提香画作中吸取灵感的鲁本斯，更多看重的是画家个人的声望和功力，而观众对于鲁本斯来说，也许只限于宫廷贵族。

　　在展览的大卫作品不远处，有一个玻璃隔绝开的密室，里面悬挂着保罗·鲁本斯在17世纪创作的精品《哀叹基督遗体》，价值连城。关于“基督之死”这个话题，几乎所有伟大的画家都做出了尝试的态度，去意大利受过威尼斯画派影响的鲁本斯也不例外。作为比利时最伟大画家，鲁本斯是当时北方佛兰德斯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就像贝尔尼尼是南方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样。

　　鲁本斯的作品喜欢使用对比鲜明、响亮饱满的色彩，给人以一种富丽堂皇、华美火热的艺术感受。在鲁本斯看来，观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家本人的态度，采用什么颜料、什么样的构图甚至是多大篇幅。

　　大卫的“回望”试图获得“比利时最伟大画家”的“共鸣”，而这也引起了当下比利时艺术评论家的注意。

　　“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当时，诸多图像都并不是一目了然、不待深解的。然而今天，作为电影与电视节目消费者的我们，已几乎无法想象全无照片或者不作复制的报纸或杂志，自然也就很难想象这样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了解‘图像’这个观念，或许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展览策展人、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馆长巴特·德巴尔说道。

　　事实上，在17世纪，作为佛兰德斯的一部分，安特卫普在自己的印刷和图像制作上，处于制高点。比如西班牙宫廷有意要借助图像呈现自己的故事，高格调的做法在当时只有一个地方能做到：鲁本斯时代的安特卫普。与此同时，印刷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能够大量复制图像，至今，展览的三个出借单位之一安特卫普帕拉丁-莫瑞图斯印刷厂（如今已成为博物馆），也早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