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的三千弟子”手持竹简高声吟唱的精彩场景给观众留下深刻记忆，这一精彩表演使得竹简再次回归了人们的视线。
简起源于战国至魏晋时期，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在书写之前，有一道杀青的工序：用火烘烤除去油焦。杀青时，竹油会像汗水一样渗出，所以竹简又被称为汗简。汗简上记载的历史就叫青史，也叫汗青。古人所说的“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青史”和“汗青”，指的就是历史。与纸书相比，竹书不易翻烂，但编串的绳子却会磨断，所以又有形容勤读的成语“韦编三绝”。
竹书和纸书的装订方法完全不同。这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上大致能看得出来：几根长短不一多少不等的竹片，用绳子或皮条串在一起，就是被称为“册”的竹书了，也叫简策。《说文•册部》：“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意思是说，长短不一的竹简用两根绳子编串在一起就是象形的“册”了，而“册”的作用是书写天子的符命，即诸侯进见天子时接受册封的命令。但实际上“册”的书写内容要广得多，并不局限于天子的符命，如《战国策》就是当时用“册”编串而成的一部史书。
“典”字从甲骨文看，是在“册”下面加一横两点（读若箕），即多了一双手。意为用双手把“册”供奉在上。俞正燮《癸巳存稿》说：“典者，尊藏之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典了。“典”也是“册”，但不是一般的“册”。到了金文和篆文时，双手已被省去，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典”字。许慎认为“典”指的是五帝之书，五帝之书当然就是经典，所以就要高高地搁在上面。
经典的书在后世是被奉为典范的，所以后来就引申出典范、典型和准则、法则等意思来，还把一些重要的礼仪称为典礼或大典，并与“雅”组合成新词“典雅”，以表示文章或人物的高雅等。
现在虽早已不是竹书时代了，但在诸如“字典”、“法典”和“罄竹难书”、“功垂竹帛”以及表示修改错字的“删”等字词中，都还明显地保留着竹书时代的一些痕迹。
古代竹简已逝去了，现代竹简采用先进的激光雕刻工艺在优质楠竹材料上精雕细刻加工成的，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包装精致典雅，极富收藏价值，例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易经》、《金刚经》、《出师表》、《兰亭序》、《毛主席师词》、《清明上河图》、《沁园春》、《离骚》、《黄鹤楼》、《桃红园记》、《朱子家训》、《岳阳楼记》等。
竹简的意义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
竹简最著名的考古有:
1. 279年，晋朝汲郡人从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中，一次发掘到写有文字的竹简数十车。
2.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3. 1957年，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竹简800多片，简上文字依然清晰。
4.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5.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最新消息
清华入藏战国竹简 部分内容两千余年无人见
2008年10月，清华大学向媒体公布，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自境外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中晚期竹简。全国十一位权威专家鉴定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说，目前对这批竹简的内容还只是初步了解，但已知竹简中有多篇《尚书》、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以及与《周易》有关的书，其中有些内容两千余年来无人见过。
他介绍说，竹简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多篇《尚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一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在《十三经注疏》的本子中就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里要么没有，要么属于伪古文。例如这次发现的《傅说之命》，就是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这些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对古史研究的意义难于估计。”李学勤说。
竹简中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李学勤说，这篇史书与传世文献《春秋》、《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这批竹简的数量初步统计约两千一百枚（包括残片），最长的四十六厘米，最短的不到十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竹简上的文字很少潦草，大多数都保留得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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