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一辈子的建筑情缘

他数十载东奔西走，风餐露宿；数十载建言献策，坚强守望。他上下长城数百次，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他的足迹遍及10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几度南上北下，发起保护古老的大运河。他坚信，古建筑就是凝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记忆。

近日，由16家业界权威媒体联合推选的“2008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在北京正式揭晓，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在获奖名单中，我们又看到了他的名字—罗哲文。

在李庄与建筑结缘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中学肄业。当时,他对自己的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并没有太清楚的概念。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众多文化教育科研单位辗转来到四川,在离宜宾县城不到30公里的李庄落足,李庄一时“名家汇集,文风兴旺”,成为了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中国营造学社也于1940年来到了李庄。古建筑研究专家梁思成和刘敦桢是营造学社的两根顶梁柱。营造学社虽然人数不多,机构也不大,却是当时全国唯一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建筑研究团体。

来到李庄的学校与研究单位纷纷登报向社会招考。对于中国营造学社,年轻的罗哲文所知甚少。“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等内容,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从此我便学起了古建筑,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情。”在一篇《忆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文章中,罗哲文介绍了自己与建筑的结缘。

罗哲文选择营造学社的原因还包括营造学社不收费用、可以发工资等。命运似乎很严肃地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而这个玩笑也成就了他。罗哲文一直比较喜欢的手工课程和美术都强调动手能力,这在后来,尤其是在荒郊野外或深山老林考察古建筑的时候发挥了作用:遇到机械问题可以自己动手,包括修理相机、手表等等。

罗哲文从学徒开始干起,跟着老师们到处测量古建筑、绘图、整理测量数据和资料等,同时也参与了《汇刊》的出版工作。在梁思成先生的关心爱护和耐心教导下,在具体的古建保护工作中,罗哲文很快掌握了建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要求,学会了在实地测量后对古建筑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形描述。

在梁思成先生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对罗哲文影响深远。1944年夏天,梁思成接到国民政府急电,要他立即去重庆完成一项特别任务。梁思成当即带着罗哲文来到了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中,罗哲文被单独安排在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梁思成先生每天抱回一捆军用地图来,让罗哲文在已用铅笔做好记号的位置上用墨绘成规整的图以便复印。罗哲文发现,除了敌占区的地图以外,还有日本东京和奈良的。地图的用途当时是军事秘密,梁先生没说,罗哲文也是不得而知,就这样闷头闷脑工作了一个多月。事隔40多年以后,当1985年罗哲文出访日本时,日本专家谈起二战后期美军轰炸日本的时候,东京、大阪等城市都惨遭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不知何故;有人说是美军中有学者提议,但也有人说是梁思成先生提议的。日本学者就此事咨询罗哲文,他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当日本人弄清真相以后,都非常感激地称赞梁思成先生为“古都的恩人”。“文物古迹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世界遗产公约》签订前30年,梁思成先生这样超前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教诲令罗哲文受用终生。

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梁思成就曾写信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在清华大学设立营建系,培养专门的古建筑人才。梅贻琦校长接受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决定由中国营造学社留下的班底来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前身)。

在清华的这段日子,是罗哲文一生中重要的学习阶段。有一天,林徽音非常诚恳地叮嘱他:“你跟着我们在李庄学习了这么多年,没有让你做好基础课程的学习,你现在就好好抓紧吧。”在清华的4年里,罗哲文认真补学了工程学、力学、现代测绘学历史文献等不少专业基础知识课程,其他还包括外语、书画、诗词等。

1949年1月,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党中央请梁思成编印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解放军进攻和解放各城市、地区时参考。梁思成非常认真地率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师生查找资料、编写刻版、装订装裱,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印出版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早期的重要文献,不仅减轻了解放战争期间对古建文物等的盲目破坏,而且为解放初期我国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提供了线索和指导。罗哲文不仅参加了编写,还担任了全书的钢板蜡纸的刻印工作。

1949年,在梁思成、林徽音的主持下,罗哲文还与建筑系教师一起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方案设计,以自己的辛勤和汗水热烈呼唤新中国的诞生。

投身古建筑研究与保护

1950年,罗哲文调往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国家文物局),担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业务秘书,负责全国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罗哲文直接站到了古建文物保护的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古城的拆迁与保护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梁思成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中已经提出了把北京这座世界罕有的古城整体保护下来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个在西郊营建“新北京”的方案,罗哲文也是这个方案的赞同者,但是这个方案被否定并受到了批判。大量的新建筑在北京古城内出现,古建筑一点点地被迫让路给新建筑。罗哲文等建筑专家为此而多方努力,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北海团城的保护就是梁思成、郑振铎、罗哲文等人努力的结果。北海团城位于古城的中心。受极左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有关部门准备拆毁团城以便把马路修直。团城的存废令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1954年初,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特意要罗哲文将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上发表。罗哲文几次找到时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汇报,最后不得不由周总理出面才使北海团城保留下来。其他如北京古观象台等也都是由于罗哲文和众多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努力才得以存留下来。

“文革”结束后不久,罗哲文和一批专家学者便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全国政协提出建议,由国家来公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北京等24个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和公布,是中国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1982年起,2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

“万里长城第一人”

长城无疑是罗哲文谈不尽的话题,同时也是他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罗哲文来到北平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长城,因此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1948年底只身冒险去了八达岭和古北口。长城满目疮痍的惨状令罗哲文震惊。

1952年,政务院副总理、文物考古专家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郑振铎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28岁的罗哲文,由他主持长城的修复工作。罗哲文决定亲自上长城去进行考察。走了两天之后,罗哲文骑着小毛驴上了八达岭,在进行实地勘察后,罗哲文初步拟定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提请梁思成审定。梁先生看过后重点提出了三点意见:长城要“整旧如旧”,保护古意;游客休息位置要讲究艺术性,要有野趣;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乔木。这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珍贵图纸也成为了罗哲文铭念师恩的纪念而被珍藏至今。

1953年,山海关、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嘉峪关等长城的维护工作。八十年代,辽宁省文物考古人员在鸭绿江边找到了虎山长城遗址。罗哲文得知消息后多次前往考察,根据历史记载、考古资料和地图与多方专家认定了长城的最东端起点就是鸭绿江边的虎山。

“文革”期间,长城遭到严重破坏。罗哲文和其他一些专家学者多方向国务院反映,得到了高度重视。1979年,在国家文物局于内蒙古首次召开的长城保护研究会上,罗哲文提出建立全国性长城研究机构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随后也得到了长城沿线各级政府的响应,各地相继建立了长城保护与研究的组织,长城协会也开始筹建。1984年,邓小平发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著名题词后,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和研究长城的热潮,年逾花甲的罗哲文更是青春焕发,频繁参加长城的考察和修复。罗哲文记不清自己多少次登上了长城,但仅仅是八达岭长城就去了不下百次,还出版了多本专著。

多年来一直为长城奔走呼吁的罗哲文被朋友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他说：“跟长城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感到很光荣,也很幸福,我这一生无悔了。”

让中国建筑走向世界

罗哲文为中国古建文物保护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推动并参与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规定各国可自行确定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遗产清单,由世界遗产大会审核和批准。1985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罗哲文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生态学家阳含熙、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4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递交了《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当年11月,提案就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86年,中国就着手进行第一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罗哲文回忆说,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泰山6个申报项目很快就在1987年通过了评审确认。此后,几乎每一次申报项目,罗哲文都要参加考察和评选以及保护和整治工作等。

罗哲文还作为中方专家多次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评审工作。罗哲文认为,中国的古建筑保护和外国相比有自己的特色。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的文物保护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但近年来国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古建文物维修专业人才缺少和材料缺少。后一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前一个问题就需要从国家体制方面帮助解决。比如,国家可以给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合理的待遇,把他们与艺术家、大学教授同等对待。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和材料,但也应该通过一定的手段保存我们古老的手艺和传统。

忧心震后古建筑

“汶川地震首要的任务是救人，连财产都不提，首先是人，这完全是正确的。”罗哲文说，“但现在开始要重建了，温家宝总理也特别提出来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去年的那场剧烈的地震几乎将北川、汶川等地的建筑物夷为平地，除了对人的关怀，罗老对震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忧心忡忡。

都江堰的古建筑损毁的情况让他很着急，地震后的这段日子，84岁高龄的他一直没有闲着，几乎每天一大早，他就出门坐车去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会议，为损毁古建筑的“伤情”以及日后维修和重建工作制定方案。罗老既是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又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由于在古建筑学界的崇高威望和丰富经验，罗老的意见在古建筑保护和维修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罗哲文说：“羌族有很多很多物质、非物质的遗产需要保护。羌族的古建筑中最重要的就是羌寨的碉楼，我去考察过，非常了不起。它的寨子，建筑形式很特殊，原来的选址都是依山傍水，按照山体高低层次来建造建筑。有的碉楼，几十米，都是笔直的，他们没有测绘装置，就造出了这样的建筑，非常了不起。”这次地震，许多羌族居民世代居住的碉楼、寨子受到严重损坏，甚至彻底倾倒，罗哲文觉得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损失，一定要想方设法进行抢救。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罗老一辈子甘心献身于古建筑文物保护呢?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建筑情缘,“古建筑这个东西,只要钻进去就出不来了。比如中国民居,一个小小的村庄,无论是整体布局、单体建筑,还是一个并不显眼的细部,这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值得去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