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柳青

从天津市区一路向西，寻访杨柳青古镇，走了30里路，传说中混浊发黄奔涌的南运河冻成了灰白色冰块，落光了叶子的树丛零星投影在冰河上，透着三分古意，河边三五个老头挨着灰褐色砖墙共话长日，可堪入画。只不过，一转身，路旁赫然而立簇新的仿古建筑群又将淡薄的古意消除。

　　被推向旅游市场的古镇

　　一个半城市化的乡村、市镇，店铺林立，充斥着商业味的招牌与幌子，大大方方迎接游客。绕过沿街修葺一新的商铺，深入古镇，小巷深处，行人疏落，老建筑“安家大院”已经承包给私人经营，一张门票20元，适逢旅游淡季，游客稀少。大大小小30余个年画作坊散落在古镇深处，小的作坊门前张贴着理发、上网、年画作坊的广告，稍大一点的张氏画坊按照景点的样式布置起来：门厅是关于年画历史的文字介绍，穿堂而过，迎面一幅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胖娃娃抱着红鲤鱼的《连年有余》，继续深入二进院，东厢房用作画版和印制作坊，西厢房做买卖，陈列的年画题材涵盖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古代仕女、戏曲人物不一而足，30余平方米大的堂屋里，六七个女艺人在一页一页的画墙之间专心描绘，下午的阳光从木格子的门框里漏进来，广播里播放着流行歌。

　　“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价值在于融合了木版画明晰的版画质感和清透的彩绘技艺，一幅画的生命力在于手工工艺，现在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用现代印刷科技的丝网、胶版，甚至PS技术制作的高科技年画流入市场，因为那样钱来得快。老画里可以触摸的手艺人的气息消失了，画里没有了心血也就没了生命。”面对工业化生产模式，老艺人霍庆有很无奈。

　　在生活环境与社会语境的改变之中，中国古老的民间工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演进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民间艺术的改变隐性而缓慢地发生着，而现代科技主导下的山寨版无门槛模仿的生产方式，则直接而强烈地冲击着民间手艺人的生存空间。

　　在迅速的城镇化背景中，杨柳青古镇被推向旅游市场的前台。南运河、子牙河、大青河的古老河道缠绕着古镇杨柳青，河水已经封冻，曾经的船来舟往，帆樯林立，杨柳绕郭，人流熙攘的景象，而今无迹可循。杨柳青年画全盛时期的年画名号“戴廉增”、“齐健隆”在19世纪上半期已日渐式微，其后也没有留下传人。

　　繁复的工艺

　　今天杨柳青古镇大大小小39个年画作坊所传承的技艺，主要来自上世纪50年代，由老艺人韩春荣、霍玉堂、张兴泽，联合解放前倒闭的“新记”、“景记”、“德盛恒”等作坊的老艺人成立“年画生产互助组”，这是最后一拨杨柳青年画的第五代传人。第六代传人韩春荣之女韩秀英和霍庆有的大姐霍秀英的技艺直接来自父辈的言传身授，霍庆有的技艺则是依靠长期的耳濡目染和个人钻研。

　　“我是生在年画堆里的人。”霍庆有这样解释自己的“年画情结”。印象中的家庭作坊在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里，一个冬天，父亲和姐姐们围在蜂窝煤小火炉前，刻版的刻板，彩绘的彩绘。没有玩具，大人就递一块画版过来，让霍庆有拿着玩，年岁渐长，开始学着用铅笔临摹线条。

　　少年时代，碰上“文革”，作为“封资修”的罪证，父亲霍玉堂所存的几百种老画版被拿去改成板凳面，或者用来更换坏了的自行车脚踏板——画版上的棱的摩擦力非常适用。另一些约300余幅则藏在屋顶或埋于地下。杨柳青年画画版的用料必须是产于杨柳青镇附近的杜梨木——因其质地柔韧，能连贯地雕刻出圆融的曲线。为了不让父亲被批斗，霍庆有甚至把颜料统统倒进南运河里，“河水一会儿蓝一会儿黄地流远。”画师霍庆有的语言极富视像感。

　　真正开始学习技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动力来自父亲曾经转述过的周恩来的一句话，大意是，天津人只有靠两样东西用来跟外国人换米吃，一是天津手表，一是杨柳青年画。

　　3年学勾画，3年学刻版，然后再学彩绘和装裱，一幅画作的完整工序：勾画、刻版、印制、彩绘和装裱用了十余年时间弄通。在现有的杨柳青年画传人中，霍庆有是唯一五门手艺精通的人。在霍庆有看来，画年画“没有特别高深的功夫，就是个熟练工种，熟能生巧，只要上心就能画出来”。但创造出杨柳青年画饱满的构图、温润的色彩却需要一些民间配方的，这是现代印刷技术无法达到的。例如，印好的画纸需要裱在“画墙”上才能彩绘，怎么裱更紧实，又便于完工之后轻松地揭下来，用肉片熬成胶和白矾与水的配方比是一种讲究，干燥的春天怎么配，潮湿的夏天又怎么配，其间大有学问。

　　用生宣作画，颜料调和不当，画纸容易吃色。因此在把画纸裱上画墙之后，需要均匀抹上一层白矾，民间叫“矾墙”，再一遍一遍碾平画纸，碾不平容易吃色，此道工序是“拢墙”，最后再反复擦匀，这是“擦墙”。“如此繁复的工序是民间工艺的内在之美，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手艺人虽不富有，却很受尊重。”霍庆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