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少 （1909年至1993年），中国画一代宗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今年是陆俨少百年诞辰，由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相关单位合办的纪念陆俨少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陆俨少百年展北京站，目前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该展充分、完整、全面地展示了陆俨少一生的创作历程和艺术风貌。
20世纪的艺术和艺术家深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是不争的事实。陆俨少即典型一例。
陆俨少出生于嘉定，在上海读中学， 一度求学于无锡美专，继而拜师王同愈、冯超然，往来求艺于嘉、沪之间。25岁时，父亲去世，他担负起赡养母亲和妻子儿女的担子，但因不是名画家，无法以卖画维生。于是异想天开，用母亲的私房钱在离杭州40公里的上柏山买了20亩地，造了3间房，种竹栽树，效古人乐志田亩、穷岩幽谷之意。但迁居乡间仅半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愿做日寇顺民，毅然抛下农场，避难重庆。当时的重庆，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中心，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文化人与艺术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也迁校于此。不为人知的陆俨少，投靠表兄，在重庆某兵工厂谋得一事务员之职，终日记工、记账、领料，余暇读书作画。1942年，他请了三个月的假，到成都、乐山、宜宾三地办个展。
在陆俨少心中，他做事务员乃权宜之计，其夙志在艺术。展览虽卖画不多，但得到了一些名士的好评，美学家朱光潜参观后，说“是到四川以来看到最好的一个画展”。但画展的成功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存状况，也没有帮助他进入重庆的文化圈。
抗战胜利，他回到嘉定，以卖画维生。新中国之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一体化管理，艺术市场萎缩，陆俨少失去了卖画条件，他携家迁居上海，参加了三个月的连环画学习班，被分配到一私人皮包公司当绘图员。虽不得已，但毕竟没离开绘画，一家人的生活也得以维持。1956年冬，安徽省文化局聘他到合肥一个艺术学校当绘画系主任，但当他听吴湖帆说上海要成立画院，他可能被聘为画师时，立刻放弃了安徽的选择。次年，他作为“编外人员”被聘为上海画院画师，每月领80元津贴。虽非画院正式编制，待遇也远不如安徽，但一想到“国画院是国画最高学习和研究机构，在其中可以提高水平，作出贡献”，他就感到无比的兴奋。但好景不长，1957年，他响应“鸣放”号召，给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提了几条意见，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但仍被看作“摘帽右派”，备受歧视。1962年，浙江美术学院需要山水教员，院长潘天寿因看到陆俨少的一部《杜甫诗意册》，遂到上海商调。几经商讨，上海画院只同意每学期两个月的“兼课”。1965年，因教育部取消兼课制而中止。“文革”期间，陆俨少被打成“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受到激烈批判。直到1979年，71岁的陆俨少才正式调入浙江美术学院，结束在上海画院的“编外”身份。
陆俨少常以“沉沦”、“困厄”、“坎坷”来形容自己在政治上受冤屈、人事上受歧视、生活上受贫穷的境遇。1974年夏，陆俨少在一幅画上作了一篇题为“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的跋文,后来对这段题跋又作了解释：“在十年‘文革’中，‘四人帮’横行，我被当为阶级敌人看待，横被摧残，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坚信共产党，还是热爱党，始终不渝。为了表明心迹， 我借用王安石诗句‘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不敢明言之，还是自诳称先世桐庐人，以证实桐乡诗句，恐后人不察，因赘于后。”他所用“自爱庐”这个斋号，也是取自“我自爱桐乡”之义。今天读此题跋，我们可以感到画家在逆境中的委曲申诉，但其复杂的心理，未必是这段题跋所能完全传达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没有因为“桐乡不爱我”，而生出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以改变自己处境的渴望（不少艺术家是这样做的），他在种种困境中，始终不放弃献身书画艺术的理想。当许多画家为了“政治上正确”而放弃自己之所长，追随主流，迁就时风，因而失去了对伟大传统的敬畏，降低了应有的艺术水准时，陆俨少通过艰苦的努力，步入自己艺术的高峰期。
陆俨少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性格质直，不善交际，有很强的自尊心但又谦卑低调。连连遭遇挫折后，他学会了曲折迂回、随遇而安。他的斋号“骫骳馆”“穆如馆”，印章《我能屈曲自世间》，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骫骳”涵意屈曲，他以此警戒自己不要太直，要圆转些。“穆如”典出汉书，说一个叫穆生的人告诫办事要见机而行，陆俨少以此二字“警戒自己也要像穆生那样见机行事”。这使他在困厄与苦难面前，能够“屈曲”忍受，专心于书画创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圆滑。古人曰“诗穷而后工”，历来获得大成就的艺术家，都不免经历坎坷，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历尽坎坷见在身，行年八十尚精神。空余笔砚平生志，自比未堪更后人。”这是陆俨少在80岁时写的《自咏》诗。他历尽坎坷，见证了自己的成功，欣慰之余，仍觉壮志未酬，而寄希望于后来者。这不是成功者的自赏，而是智者、探求者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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